清理战场时，辨认的标准是脑袋。因为人的脑袋就一个，而散落在四处的手脚，得分左右，不好统计。
伤员被抬下来，李玉谦看见，跟着跑，到了离前线最近的救护所。简陋的救护所里满地血布条，没有药，只有扎紧布带来止血。卡车把伤员转运到山下救护所，依然没药。“断了腿，硬锯，没麻药。从山下拉到军部，再拉到昆明，路上折腾两天，一些重伤的战友途中就死了。”李玉谦说。
李玉谦拍了几十名伤员，直到晚上8点，清理完所有伤员和烈士后，突击队副队长孙兆群最后一个被抬下来。17枚弹片扎进他的腿部和肩膀，其中7枚至今也没取出。
这是一场被誉为“坐着火箭打上去”的漂亮歼灭战。从发起冲击到打下968主峰，只用了25分钟，歼敌87人。我方阵亡11人，7成受伤。
鞭炮齐鸣，彩纸飞舞，搭起的凯旋门上挂着红对联：“向人民功臣致敬；向歼敌英雄学习。”战士们立在被塑造的欢喜中，望着地面痛哭。
马军听着广播车上传来欢欣的女声“又创造了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光辉”，或激昂的男声“你们为党和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不愧是80年代军人的楷模”，心里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他木木地走，被迎上来的老乡抱住。从没哭过的他再也忍不住，眼泪刷地滚下来。这一仗太残酷了，89个突击队员只有十几个是自己走下阵地的，其他非死即伤。帐篷里，高俊忠扑在吴明玉的床板上哭喊：“俺对不起你。”吴明玉被他背回阵地时，已经眼睛上翻不行了。李玉谦远远拍着，不忍心把镜头推上去。旁边桌上，卷了边的书《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封面上，印着年轻战士微笑的脸庞。
整个营区像被黑锅底扣着，呼吸都变得困难。“大家互相无法交谈。不知道说什么，笑也不行，哭也不行。多说一句话，你觉得都会引起别人反感。”李玉谦总想起临上阵地那天早晨，他和坐在车厢最后的老乡公衍进握握手，轻轻地说：“回来见！”可到哪里去见呢？公衍进拉响手雷和敌方同归于尽，已经送到南温河火葬厂了。他本来准备打完仗就回去结婚的。他和未婚妻，已经相爱6年。
多年后的寻访
两天后，李玉谦离开战场，带回5盘共1小时40分钟的录相带。还有木讷、压抑、不知所措的自己。
其实他在突击队的临时驻地里还拍过更多素材，比如战士们在沙盘上演练战术。比如公衍进弹起吉他唱起歌，战士扭起迪斯科。李玉谦甚至编过一支《帐篷迪斯科》的歌词，战士们传唱：“没有高耸的楼，没有迷人的妞，我们在帐篷里，跳一支迪斯科。我们胜利的时候。满心欢喜要流露，来呀我的战友，跳一支迪斯科！”因为只有5盘录相带，为了拍战斗那天，这些内容和那点难得的欢乐，都被一起洗掉了。
录相带只向济南军区首长放映过一次。“他们看了说，战争太残酷了，不要让任何人看。那以后再也没动。”李玉谦进入一种悬置状态，大脑空白。“心上好像覆盖了一层很厚很厚的东西，一两年才缓过来。战争原来这么可怕！”
军人李玉谦和多数战友一样。再也不看战争题材的小说、电影，抵制武器、装备和暴力。聚会喝酒时，总要面朝西南方向祭奠。那个曾怀着英雄梦参军的少年，渐渐更喜欢说自己是“人文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这年，在解放军画报社任编辑室主任的李玉谦申请自主择业，他要开始一直想进行的计划：计划不大，但很艰巨。找到参加“122”战斗的人，拍摄他们现在的生活。
最先找到了当年的连长、副连长，也就是“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副队长，他们一个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另一个是山东济宁预备役炮兵师的副师长。那一年的战斗，全连伤亡大半。之后的20多年，他们一直以儿子的名义照顾16位烈士的父母，给烈士家属和伤残战士一点点争取利益。李玉谦想起了《集结号》里的谷子地。
他两很高兴帮李玉谦联系拍摄，但他从不看当年拍的录相带。第一次看了十分钟，一个多星期睡不着觉。这之后，别人看，他们跑得远远的，连声音也不要听到。
李玉谦把自主择业发给的24万安家费全拿出来，加上积蓄凑了30多万，买了拍摄和剪辑设备。当年的救护所军医许新升现在自己开医院，资助他40万。
拍摄团队从北京拉到山东和安徽，一拍就是一年多，粗剪成10集，讲10个人的故事，名字暂定为《战友--寻访“122”战斗亲历者》。
负债的毅雄儿
王毅雄和副连长孙兆群总是想起1985年的中秋节。进攻还没开始，又有一位战士炸断了腿，所有人都心情不好。吃饭时每人发了一个月饼，大家这才想起来，已经八月十五了。
所有人一起唱《十五的月亮》，这些抢着写决心书要第一个牺牲的小伙子们，默默哭起来。公衍进想妈妈。当兵前，他在家开拖拉机，妈妈不让，他偏使劲开，常跟妈妈吵架。他说没穿着军装回家看过父母，如果这次能活着，一定穿军装回去，先给妈妈敬个军礼，说声对不起。孙兆群劝慰着大家，自己心里也难过，这位24岁的副连长想到了85岁的爷爷，“不知道我回来还能不能见上他。”
那天晚上，大家约定，活着回去的人要替死去的人到家里看看父母。
一年多后，回到山东的王毅雄特意穿着军装，来到牺牲的一等功臣公衍进的家，向老妈妈讲公衍进中秋节说的话，然后站直，敬上军礼：“这是公衍进给你敬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