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场回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牺牲的烈士的档案中抄下烈士父母的地址，给每家写下一封署名“毅雄儿”的认亲信，附上一张汇款单，那是他把参战一年多攒下来的1300多元工资分成的若干份，后来联系了副连长孙兆群，得知他也是这么再做。
王毅雄和孙兆群一直心怀歉疚：他们带着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出去打仗，却没有将他们活着带回来还给父母。他两总记着自己是战士们选出来的突击队长和副队长，“那是真正的民主，战士们选最信任的干部，让他带你去作战，干部们再选最信任的战士。那是把命交给你的信任，他们选我，我很自豪。”
他开始持续资助烈士的父母和亲人。谁的父母病了，或兄弟姐妹要上学、工作，王毅雄和孙兆群总是忙前跑后，出钱出力。对于伤残的战友，王毅雄、孙兆群是有事就能求助的老大哥，是心理医生，有时还是红娘。
有时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大费周章。立了一等功的烈士于庆玉，骨灰一直放在平阴县骨灰堂，他妈妈要求把儿子的骨灰移到烈士陵园，孙兆群知道这事后向县里催促十多年，得到的答复总是办完了，于庆玉的妈妈却总说没解决。
2000年，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王毅雄得知消息后趁暑假叫上孙兆群赶到平阴，在骨灰堂的300多个骨灰盒中一个个找，果然有于庆玉的。孙兆群当时气疯了：“我脑袋炸了，他娘的被别人愚弄了16年。”
王毅雄发威了，县里的领害怕了，向王毅雄保证立即解决，果然，不出激励，县领导专门跑到北京找到王毅雄，说问题已经解决了，本来要放县烈士陵园的骨灰盒。提高等次放到了市烈士陵园，家属扫墓的车费他们也负责。折腾一大圈，推迟16年，于庆玉的骨灰盒终于入了烈士陵园。
看到这里，钟国龙哥几个终于明白了王毅雄为什么这次对他们拿回排长骨灰的事情给予高度的肯定和欣赏，因为身边的这位老兵前辈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件。
残运会冠军
高俊忠一眼就认出了李玉谦，尽管离上次见面已经相隔24年。“王毅雄还说介绍。不用！老远一看就认得。你当年睡觉，抱过我的臭脚！现在脚不臭了，塑料味。”他的左脚已经换成假肢。
他是全连最后一个负伤的人。1986年6月，济南军区撤出。兰州军区接防。“我领着他们背水去，他们刚来。分不出炮弹的远近，听到越军打炮就乱跑。”有人踩了雷，弹起来打穿了高俊忠的左脚。一再感染，截肢3次，最后只能装假肢。
复员回家后有人介绍对象，高俊忠发现。只要一提残疾，“有几个吓跑几个，你再不采取点策略，娶不到媳妇了。”
再一次介绍对象，他只说当过兵腿不好，走路看不出来。有一天，他和女孩父母散步，高俊忠故意蹲下来装着系鞋带，等他们走出一段距离他系上鞋带就跑。100多米十多秒钟。 女孩父母想，跑这么快。腿应该没事。结完婚再发现，拦不住了。
高俊忠讨厌被叫作残疾人。“谁说我是残疾人，我们可以比！”他拉起两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比赛跑步，真的赢了，兴奋地喘着气说：“我说行吧！”作为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百米冠军，他的最好成绩是12秒17，快过许多正常人。
1987年，高俊忠退役回济宁，遇上残疾人省运会缺个人，残联拉他过去，报了8项：跳高、跳远、100米、400米、铅球、铁饼、标枪甚至射击。练了个把月就上阵，居然拿了8个第一。接着参加全国残运会，又拿一个第一，两个第二。现在，他已经拿了四五十块国家级和省级金牌。
高强度的运动使他的假肢常常坏掉。按照政府的标准，他的假肢总是很低档，即使这几年一直提高标准，也只能报销1000元出头，而且坏掉只能从济宁去济南换。“路远，时间长，以前换一个要三四个月，现在也要一星期。不如我自己修。”
高俊忠随身带着工具包，从家里堆着的五六个假肢上拆下需要的零件，坏了随时更换。自己还做了一条腰带，一头束住假肢，一头环在腰上，训练比赛专用。“跟拴小狗一样，别让它跑。”
还是有来不及的时候。一次全国残运会，400米跑，他甩下第二名150米，假肢却在离终点30多米时断了。他一头栽在地上，连手带脚爬到终点，得了第二名。“本来稳拿第一，毁掉我好多冠军。”
冠军对高俊忠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奖金。工作单位有时连着四五个月不发工资。患抑郁症的媳妇，两个孩子，都指望他挣钱。80年代一个冠军20元，慢慢涨到80、100、200、1000，最高一次拿2000元。马军说，听说奖金远不止这些，但发到个人手里，就只有这么多了。
李玉谦的镜头里，高俊忠妻子住在精神病医院，老闹着出院。医生说：“经过这段治疗，你明显好转了。我们知道你关心孩子，知道你想给对象减轻负担，是不是？”高俊忠妻子不说话，大颗眼泪落下来。高俊忠忙劝：“咱有钱！看吧看吧。”其实兜里只有些角票了。
冠军越来越难拿。戴六七斤的笨重假肢，很难跟戴专业运动假肢的人竞争。“他们那是十几万元的假肢，就重1斤多点，还有弹性，跟踩弹簧高跷似的。怎么跟人家拼啊！”他只报名铅球、铁饼和标枪了。
马军的航空母舰
立过一等功的马军2003年从物资局下属公司下岗。之前，他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公司经理。“选出来的！”马军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