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很多年后，高俊忠依然常常梦见旱季抢水：“好多人哗哗喝上了，就我抢不到。我这个身体素质全连排得上号，现实中抢水， 肯定能前几名抢上，但是在梦里老是抢不上。”
每个哨位上守三四个人，马军和高俊忠在一起，高俊忠做饭。阵地上不敢冒烟，只能趁着大雾天气，挖烟道开火。没雾就只能吃压缩饼干和罐头。“有时正吃着饭，炸起来的碎尸，手什么的，能蹦进碗里。”
越军的阵地只隔几十米，那边有人掰个竹条往嘴里扒饭，这边都能看清那竹条上有几个叉子。高俊忠经常窝在战壕里听对面放越南民歌，“他们老给我们播中文的宣传词，把人民的‘民’念成‘明’。说俘虏在他们那受到人道待遇，说‘你们从万里之遥的山东来’，还说什么‘天空为房，大地为床，大雾为蚊帐’。我们这边也给他们宣传，说越南语，听不懂。”
平常互扔手榴弹、互打冷枪的两边阵地，逢春节、中秋之类的传统节日就不打了。“跟约好似的。他们也过这些节。”
每个人都血气方刚
5月，连队第一次上阵地，不到两个小时，马军第一个负伤。一枚手榴弹爆炸，弹片扎进了马军左臀。他忍着疼，手指摸索着硬抠出来一片。军医赶过来取出另一片。感觉没事了，马军没包扎，也没下阵地。旁边的人说：“你是钢腚吧。”后来才知道，还有第三枚弹片，再也取不出来了。
7天后，马军第二次负伤，弹片打入左胸口。“还差0.5公分，胸腔就打透了。如果透了就形成气胸，基本没法救。”从阵地到前沿医院，千余米距离，马军走了8小时，流了一路血。“炮弹在头上飞。坡很陡很滑。一开始说抬，我一看更慢，还不如自己跑。不然炮弹来了谁也躲不了。”
血腥和残酷在“122”战斗到来时达到顶峰。之前都是伤亡较少的防御战，而这次是出击战。依据身体素质和战术水平，连里选出87人组成突击队，也就是敢死队，他们将冲在最前方。
每个人都写决心书、请战书。甚至用刺刀挑破手指写血书，请求加入突击队。
“大家都写，你不能说你不写，那种气氛呀！每个人都血气方刚、宁死不屈。”连长张长岭多年后说：“不是咱愿意死。不是咱觉悟有多高，历史把你推那了呀！”
已经选入突击队的马军接到通知转去预备队。因为档案检查发现他是独子。马军卷着铺盖找到副连长、“122”战斗突击队队长孙兆群：“我不管，我就要去，我赖你这住！我还要打主峰，我要去最危险的地方！”他觉得，不选上也行，选上了又不让去。会让人觉得他怕死，这可不行！
李玉谦的镜头里，突击队员们展开折叠小刀当尺子，在白胶布上认真打格子，写上自己的姓名、血型、编号，撕下来贴在军帽、军服、军裤上。“如果炸碎了，能认出来你是谁，输血也能知道血型。”李玉谦解释。许多年后他才知道，美国在60年代越战时已有了类似的识别标志。统一订制的铁牌，能扫描识别。信息很全。
临行前的聚餐，5班的战士把铝皮饭盒排在一起，用生蒜苗在饭菜上歪歪斜斜地拼出“长胜五班，胜利归来”。黄昏时分，马军和大家一起，举着豁掉大块搪瓷的白色缸子，或铁皮罐头盒，喝出征酒。高俊忠在帐篷里哭着大喊：“我年龄小我承认，我不怕死！打仗时我不需要照顾。”
空气像是凝固的。李玉谦走进7班帐篷，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惹出泪来。有人把稀罕的气体打火机留在帐篷里，招来一阵嘲笑：“舍不得吧，怕死了就扔了吧。”李玉谦的蒙阴老乡公衍进挑挑浓眉，炫耀大方：“我要是攻上968主峰，把褂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子塞在一个靴子里，裤头也塞进去，再撕两根x毛，都扔给越军。越军要是捡了，当宝贝，‘哟，这就是共军的x毛！’”大家哈哈笑起来。
集合上车了。武器弹药塞进皱巴巴的绿色编织袋里，每人两个，中间一系，身前搭一个，身后搭一个。“这是农村老汉赶集嘛！”“像逃荒要饭的。”
山脚下，公路上，只剩下李玉谦和一条狗。车已经开出好远，狗还在顺着车辙印往前跑，怎么也唤不回来。
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感觉
1985年12月2日晨，大雾，只能看到几米开外。离阵地2000多米远的李玉谦扛着摄像机，在浓白色里摸索。炮弹飞过，有时就在身边爆炸，镜头一阵摇晃。
李玉谦本被安排进一个比较安全的观察所里，他嫌太固定，跑了出来，师里的摄像呆在那儿。开战不到10分钟，一发炮弹掀了观察所，也炸坏了师里那台摄像机。
9时10分，突击队发起冲击。冲出阵地的一刹那，冷风掠过，马军觉得时间凝固了，脑子一片空白，只听到枪炮响成一片。后来，这被他叫作“魔鬼时刻”。
马军跳进新炸出的弹坑里，这儿最安全。刚才站的地方，已经噗噗落了一排子弹。附近又炸出个新弹坑，马军赶紧跳过去，回头发现副射手不见了。
一颗炮弹落在身边，马军一个猛子扎进土里，张着嘴，以防耳膜震破，泥土一下灌进肚子里。身上的火箭弹已经拔开保险，几秒钟就能完成平常一分钟才能完成的发射。代价是遇到5斤重的压力，火箭弹会自爆。“要有一发响，我就找不到了。”
另一路的高俊忠喊副射手吴明玉一起冲，没听到回应，扭头看到吴明玉趴下不动了。一块弹片从他鼻子往上打入，穿进了脑子，只剩下喘气。
刚下过小雨，雨水混着血水，浸泡着整片山头。一脚踩下去，会汪起一团血泥。许多年后，高俊忠回忆这个场景，会想起家乡的屠宰场，“也没那片山头面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