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孙承宗督师辽东十一个月后，辽东又发生了一件士兵集体逃亡事件。这让孙承宗的满腔热血凉了下来。
天启三年七月，孙承宗提笔，以沉痛的语气向皇帝汇报情况。
“部饷不继，军士嚣噪可虞……按臣彭鲲化疏，牛拦山之新兵夜噪而逃者数百，陕西之逃兵昼群而劫者二百，宁夏调兵逃者二百余，宣府调兵逃者百七余，而延绥调兵众至七百余人从青山口投夷矣。臣读未终，心胆为裂，当此人情蠢动如疾”。
敌人还在千里之外，就有二千多士兵集体逃亡。要是外敌入侵，将士们听闻敌军进攻的消息，怕又是一次“广宁之败”。
丑闻传来，兵部尚书董汉儒被迫辞职。新上任的兵部尚书赵彦经过调研，在两个月后，向皇帝陈述了底层士兵收入赤贫如洗，而且边将克饷、役军、虚伍、占马。
“边军月粮多则七钱，次则六钱、五钱，至凉薄也。召补之初以贿而进。将官有例，中军、千把有例，至椽房头役亦有例。
率三、五钱，一、二两以为常，又全扣粮银一、二月以为公用。计一军之收伍已缺半年之口食矣。
至每月放粮之时，纸劄使有扣，四时节寿有扣，馈送庆贺有扣，抚夷犒赏有扣，又散帽袜、散弓箭、散粮食、散柴草各有扣，皆加倍而取盈。
计一军应领一两者得七、八钱即喜其多，再扣而至五、六钱，亦敢怒而不敢言也。
又有占役之弊。夫役使诚不可少。自有定额足矣。
今占役之数常多强半。挑绣打造匠有占，打牲采草农圃有占，内丁火头役使有占，牢伴门厨帮粮有占，甚至盖造房屋修理花园动以数百名计。
废闲将领家仆口粮亦以数十名计。无一而非占军之粮，藉军之力也。
又有空粮之弊。藉口休息轮流放班，每月全扣粮银五、七者，有营充牢役仍作生理每月纳班银三、四钱者，有空粮数十名前月在一哨后月移一哨两相躲闪莫可稽考者，有空粮一、二百或三、四百止寄诡名全不召补按月支粮充囊者。
又有占马之弊。将官常以款叚换上驷，内丁多因抢马累贫，军长差短差，率有折亁驮柴驮草，不惮跋涉至占养小马，多则二、三百匹，少则百、十匹。即中军、千把亦各占十余匹，皆全扣草料入已。
将马匹付之旷野而刍牧无人。随即倒失者又甚之。空马虚名一如空军月粮。公然入已，无所忌惮者。
至于买补之弊，尤属厉阶。每马一匹官价十二两，而所买者皆将市易之达马也。多索高价又出使换竟陪垫几一半矣。
是以贫军马倒率出涓滴私补。将官又索银一、二两，老骡充数率不问矣。是营马之虚冒，视之营军殆有甚焉。
今合九边而论之，军马实在之数多则七、分，次则五、六分，其余皆冒粮之虚数也。即实在七、八分，又多老弱占役之似人。
总计堪用之战兵不过三分上下已耳。
遇查点，则那东补西弥缝。最巧遇调遣，则长雇短觅，冒滥更多。非无挺然特立者，众所共嫉，嗤为怪物。祗见矝夸饰诈者，人所共称是。
以虎视鹰扬之雄，悉化而为蝇营狐媚之态。
而将材之销铄，亦至今日极矣。夫扞卫边疆惟兵马，训练兵马惟将领。今将领贪肆成风而兵马虚耗太甚。
又兼之月粮常多拖欠，差役苦累不均。故壮勇好汉别图生计。而应募着伍者，非老弱充数之辈，即游手好间之徒。一闻征剿，即脱逃。稍不顺意即鼓噪。
而军法之废驰，亦至今日极矣。
嗟乎！陋规已久，孰不能如之；清革当早，又孰不能言之。卒未有实力行者，或谓极重难返，势不可为已。”
从兵部尚书赵彦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大夏军队的问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问题一大堆。
首先，士兵的收入太低了。大夏士兵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月饷，一个是月粮。为了直观了解天启年间士兵收入，先了解当时的物价，即天启年间一两银子在当时能买多少粮食。
根据天启五年三月，霍维华上疏写道：“民间斗豆价几一钱，臣请每石六钱五分，斗米价一钱三、四分，臣请每石一两。”
霍维华的奏疏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现在民间市场上，一斗米可卖0.13～0.14两白银，即一石米值1.3～1.4两白银，建议朝廷按照每石一两的标准去收粮，并运到九边。
既然朝廷按每石一两去收粮，必然也按这标准发粮。由此可见，当时士兵每月领1两银子，5斗～7斗粮食。
士兵每月两项收入，总计折算成货币大概是1.7两银子，约人民币1122元；折算成购买力大概是1.26石大米，按一石约重91公斤来算，即115公斤大米。
而且，朝廷是按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收米，发到士兵的大米只能是糙米，不是精米。
这和天启元年正月时，工科给事中霍守典所说的“每兵每月大约本、折可用二两”基本上波动不大。其中本是指月粮，折是指月饷。
然而，这还不是士兵拿到手的收入，还要扣这扣那，实际拿到手的仅有六、七成。
“计一军应领一两者得七、八钱即喜其多，再扣而至五、六钱，亦敢怒而不敢言也。”
要知道大夏士兵是没有养老金的，以这个收入水平，士兵们如何去养家糊口，赡养父母，如何有积蓄养老。
这样的待遇别说让士兵们在战场拼命了，就连日常训练也无法保障。有些士兵干脆就从工资中拿点钱贿赂将领，让别的士兵顶班，自己在外找私活干，赚外快补贴家用。
朝廷哪里是在辽东养兵，这不就是在辽东养了十四万低保户吗。
而辽兵不但收入微薄，且屡屡被朝廷官员克扣和侵占军饷，士兵哗变屡见不鲜。
天启初期，仅仅阎栋等三人就侵吞辽兵米、豆共计四万四千石。辽兵的遭遇，连熊廷弼看了，都忍不住流泪说道：“时至寒冬，见士卒裸体穿甲，身无存棉，乃心如刀割，恨不得以身受之。”
与此同时皇帝、文臣、武将、皇族宗室、大地主、大富商妻妾成群，住着桂殿兰宫，过着绵衣玉食的生活。
每月1.7两收入，这是招募边军的收入，而内地世袭的卫所军的收入更低。
嘉靖三十年，临汾县一年收入两，存留本县的有两，其中用于当地宗室禄俸的两，用于卫所军需的889两，用于教育经费835两；起运至国库的两。地方卫所军支出仅占当地财政收入的1.6%。
也就是说，大夏军队新招募的兵领的是新饷，一个月总收入1.7两；而原来世袭的卫所兵领的是旧饷，一个月总收入大概0.5两。
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领旧饷的士兵逃亡后，又被别处军镇招募，改为领新饷。
“旧军强壮者，相率潜逃，就募别处。以致旧军日少，新兵日多。”
如此低廉的收入水平，造成军营士兵逃亡，军官纵兵掠夺，以骡充马，杀良冒功，吃空饷，养家丁等现象屡禁不止。
这也不难理解辽人为什么要把客兵当成第一恨了。这些一波波从各地援辽的客兵，都是拿刀拿枪的军事集团，怎么可能让自己穷困潦倒呢，自然就欺负到辽人头上了。
大夏军事制度的弊端实在太多，这里单说吃空饷一事。孙承宗曾在山海关抽查了一支队伍，册上数百人，实际上只有兵四十人，军官十七人。
也就是说，这57名将士瓜分了几百人的工资。
大夏帐上有兵，实际无兵，是二百年来的常态。像广宁在大战前编制上有十四万，但实际上有多少兵，只有鬼知道了。
大夏的兵制特点就是冗兵、低薪，喜多不喜精。大夏编制上的兵力是非常之多的，为历朝之最。
洪武年间全国总兵力约百万兵，到正统初期兵力达到顶峰，兵力约三百万，土木之变后，由于士兵大规模逃亡，兵力开始下滑，但基本保持在130万左右。但里面水分有多大，兵部始终是不知道的。
不但兵部不知兵几何，户部也不知户几何。
根据天启五年十二月户部公布的数据，“人户九百八十三万五千四百二十六户，人口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口半”。
为什么会有半个人，那是人口普查时刚好有人快生了，所以算半个人。看上去数据挺逼直的，但里面的水分更多了。
大夏建国初，朝廷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全国约1100万户，6100万人口。而经过二百多年后，全国仅有983.5万户，5165.5万人口。
简直太离谱了，人口居然还不如建国之初。这和大宋王朝相比也差很多，宋朝元丰年间就有1800户，1亿人口。
这两百多年来，大夏王朝并没有长时间的战乱，也没有大规模的瘟疫，更没有实施人口控制政策。为什么人口会出现负增长的现象？
这是因为有人在隐匿实际人口，以避税、避役。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在册田亩统计中。大夏应缴税的在册田亩长期大概比大宋少了2亿亩田地。虽然大夏在国土面积、水利技术、耕作水平远胜宋元，但可纳税的田地可少得可怜。
正是这些皇室宗亲、贪官污吏、地主豪强隐匿了大量的人口、田地，导致户部账上的数字远低于实际数。
大夏兵制不单是工资极其低廉，还是严重的欠饷问题。这个问题自万历时期就有，但一直没办法去解决。泰昌、天启两任皇帝比万历要慷慨得多。泰昌帝从内帑拨出400万两，而天启帝从内帑拨出2000万两，但依然解决不了军饷。
一个是万历留下的陈年旧债比较多，一个是辽地上逢战必输，再一个是鲁地、楚地又起叛乱。军费开支就一直往上涨。
一看宫中的白银如流水般涌出去，天启心疼了，也不舍得发了，甚至还让大臣们捐款助饷。本来就是因为收入过低，导致贪腐之风刹不住，这下让大臣捐款，反过来又滋长了贪腐。
试想，以朝廷这点俸禄，大臣们怎么可能捐款助饷。这大臣们几千上万的银两从何而来，不想可知。
一直以来，困扰大夏君臣最大的问题就是辽东军饷。辽东军饷在杨镐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三百万；在熊廷弼第一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八百万；在熊廷弼第二次经略时，预算是每年一千二百万；到了孙承宗督师时，预算是每年六百万。
但是军费真的是多了吗？和大宋比起来，大夏帝国这点军费真的不算什么。
大宋后期军费开支约为9600万贯～万贯，占国家财政收入1.2亿～1.6亿贯的80%。按照1两银子兑换1.5贯钱来算，约为6400～8500万两。而大夏后期军费开支大概是1500万两，约占国家财政收入2000万的75%。
大夏的问题不是辽饷太高，反而是辽饷太低，其原因在于财政收不上来钱，准确的说收不到有钱人的税，只收穷人的。
沉重的宗室负担让很多地方根本没有多少本色可以上缴国库，甚至一些省份还得靠国库倒贴，要是户部不给，就只能欠着宗室俸禄。
泛化的贪污腐败让皇亲国戚、文臣武将、地主富商隐匿了大量人口和田地，富人应纳之税游离在国库之外。
奇葩的禁海政策让国家没收到一毛钱关税，反而要花钱养兵来平定倭寇之乱。
自逃兵风波起，言官们对孙承宗的指责逐渐就多了起来。孙承宗自知无力改变军队种种弊端，便滋生了退隐之意。
天启三年十二月，孙承宗再次上疏请辞，“方今，皇上主定臣不可回，而臣岂敢轻言回。但人已厌臣，即臣已自厌。凡关城兵马皆臣为主。今言者纷纷至于下部。臣岂敢自为聋哑。”
大夏皇帝不同意，好言安抚孙承宗，“今边防正急，卿还勉为联留”。
天启四年五月，孙承宗再次求辞，并推荐兵部尚书赵彦接替自己，皇帝依然不许。
到了天启五年，国库财政还在持续恶化。这次连账面的税也收不上来。即便收上来，也无法足额发下去。其原因就是有中间商在赚差价。
当年四月，户科给事中陈熙昌言道：“今时只知求多于加派而维正之供不能尽征，其拖欠于豪强。”当年，杨所修又言道：“库支之增加岁多一岁，而外解之拖欠年甚一年。”而此时，朝廷已欠辽东军饷一百七十余万。
天启五年六月，兵科给事中李鲁主向朝廷提意见，认为这么长期拖欠军饷不是办法，鉴于辽东这几年并无战事，建议裁汰老弱病残，精简兵马，提高战斗力水平。
“兵不须众，马不须多，庶堪持久。今以十四万之众，岁费六百万，虽言唯敌是求，其实百事不办，战固未能，守亦羞称，虚糜自弊而不虞其后。”
大夏朝廷同意了李鲁主的意见，实施精兵政策，下令让孙承宗裁辽军。裁军之后，孙承宗上报朝廷，说关门兵马总数现在仅有人。但实行精兵政策后，辽军的战斗力水平是不是提高了，还有待实战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