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就像病毒一样，会引发很多并发症。特别是皇族宗室、贪官污吏、地主乡绅以私利为枢纽，捆绑在一起之后，就会加快土地兼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
土地兼并的手段有多种，联合哄抬米价便是其中一种。到了灾年的时候，农民手中余粮不多。而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和商人却在这时候联起手来，囤积粮食，乘机抬高米价。
灾荒时间一长，农民手中积蓄自然就买不起高价米，为了活下去，只好把土地便宜卖出去，更有甚者，倾家荡产，鬻儿卖女。
国家机关是可以通过赈灾和打击哄抬物价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在万历朝，国家财政困难，官员贪腐，根本无力抑制土地兼并，只能放任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贫富差距指数远低于合理水平，且继续往下滑的时候，经济发展就停滞了。
一方面，最底层的人处于破产边缘，逐渐连米、布等生活必需商品都无力购买；另一方面，国家没有足够的粮食抛售，来抑制物价。这就造成消费萎缩，无法刺激生产，同时物价还在涨。
恶性循环造成的结果是，米价居高不下，而同时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手中有很多田地长期撂荒。经济的持续恶化很快引发政治危机。
金字塔最底层的贫民大概只有三条路可走。一种是不得不租种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的田地。而这些田地的租金是要比官田高很多的。这是因为政府手中的官田越来越少。土地资源已经集中在皇族宗室和地主乡绅手中。
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农民只好支付高额的田租，成为佃农，为了裹腹，终日劳累，沦为地奴。
一种是成为流民，靠乞讨为生，悲惨者饿死路边。高淮乱辽时，大批辽人逃向建州女真统治的地区就是这个情况。因为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耕者无其食,织者无其衣。
最后一种，聚众生乱，轻者据山为盗，重者揭竿起义。这最后成了大多数人的选择。世界上如果还有一样东西比穷还可怕，那一定是饿。
天下财富最后都集中到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和皇帝手中。皇族宗室、地主乡绅占大头，皇帝占小头。特别是百万皇族宗室，子子孙孙终身受禄，国家危难时不出一分一毫之力，反而成为土地兼并的推动者，不知养之何用？
在万历不舍得发内帑的情况下，户部又没有办法从皇族宗室、地主乡绅手中收到钱，只好进行加派来筹集辽饷。
战争的成本最终又摊到最底层的农民、佃农身上，造成贫者更贫。贫富差距指数越大，民变就越多，而镇压农民起义又要花钱，又要加派。恶性循环下去，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大夏帝国第三种急着要救治的病是肌无力——积重难返的军事制度。大夏的军事制度就一个字——乱。先从卫所军户制说起吧。
洪武十七年起，大夏开国皇帝开始逐渐建立了卫所军户制。“广西布政使言，新设南丹等卫，岁用军饷二十余万，有所征不能供，帝命置屯田，稗军士耕种”，“三十年，令左都督杨文屯田辽东，而罢海运。”
卫所是军队的编制，卫通常有五千人左右，所小一点，100到1000人。卫所以城、堡为据点，城里兵多一点，堡里兵少一点。卫所的优点是将领不容易造反，一个卫才5000兵力，对皇帝构不成威胁。
再一个，大夏一直以来，外部最大的威胁来自蒙古。蒙古长期又处于分裂状态，对大夏更多的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今天这个部落来几百骑兵掠夺一番，明天那个部落来几百骑兵骚扰一次。
所以边境上常常就是五千兵力的卫所和某个蒙古部落几百骑兵的互殴。虽然大夏这边稍落下风，但凭借城、堡的防御，也能打个不亦乐乎。但缺点就是不适应大军团作战，派系林立，难以协调。
军户就是以三户人家为一单位，列入军籍。军户的主要特点就不要钱。开国皇帝老朱曾经得意洋洋地说道：“吾养兵百万，不废百姓一粒米。”
这简直太好了，不花国家财政一分钱，却能建立起庞大的军事队伍。马儿很能跑，不但不吃草，还能自己饱。
卫所军户制主要是通过军屯来实现免费养军的目的。假设甲、乙、丙三户人家共10人被征为军户，抽其2、3人为守城堡，其余人耕种。
屯田的军户要向国家缴税税粮，称之为“屯田籽粒”，开始是每亩交1斗，又提到每亩交2.4斗，后来越来越高。
国家再把收上来的税粮，按照一定标准给军户发月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免费养军的办法，极大地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建国初期，屯田籽粒占到全国总税粮的43%。
卫所军户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了省钱，免费养军，兵农合一。刚开始的时候，看上去还不错。但世界上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十多年后，靖难之变开始检验卫所军户制的实效了。朱棣以八千亲兵起兵造反，而建文帝拥兵百万。最后朱棣成功了。
虽然其中原因种种，但大夏朝廷卫所军户制下的士兵战斗力极弱是重要原因之一。面对训练多年的燕王亲兵，还有向朵颜诸部招募的蒙古骑兵，军户往往是一触即溃。
再一个，开国皇帝为消除儿孙隐患，血清了一大批开国将军，让各亲王代为守边。这反而让建文帝面对叔叔造反时，无良将可选。后来，朱棣篡位后，取消了亲王的兵权，把皇族宗室的职能，从守边模式改为养猪模式。
正统十四年，检验卫所军户制不花钱的时候又来了。此时，瓦刺的首领也先完成了蒙古的短暂统一。由于朝贡的赏赐得不到满足，也先决定以掠夺为目的，兵分四路入侵大夏。
英宗朱祁镇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双方兵力对比十比一，大夏五十万，蒙古五万。面对大军，也先佯败避战，引诱大军部队深入。等到朱祁镇准备撤军的时候，也先卷土重来，发动奇袭。
结果大夏数十万大军又是一触即溃，皇帝朱祁镇沦为阶下囚。
嘉靖三十四年的时候，更离谱的事来了。这次是倭寇之乱。在建州女真崛起之前，大夏边患南有倭寇，北有蒙古。而倭寇之乱完全是自找的，主要是因为大夏推行的海禁政策。
一直以来，大夏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商品深受海外欢迎，在贸易中处于顺差的地位，既能赚到钱，又能刺激国内扩大生产。
但海禁之后，“片板不得下海”，民间海外贸易被朝廷列为非法行为，就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开始还只是非法走私，最后演变成武装掠夺。
虽然倭寇的主力来自日本的浪人、武士，但其首领大多是汉人，比如代表人物汪直。汪直以日本松浦为据点，造巨舰，发展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倭寇中的首领。“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
在海禁的背景下，一股仅有67人的倭寇，洗劫浙、皖、苏三地，途经府、县二十余处，杀死官兵四千多人，震惊四海。朝廷不得不派大军出动，历时八十余日，才能围歼这67人。
可以说，在不花钱养兵的思想下，大夏士兵的战斗力简直是弱爆了。
卫所军户制下的大夏士兵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朝廷太抠门了，发给军户的月粮太少了，和小吏差不多，每月一石左右。军户既当兵又务农，收入却十分微薄。时间长了，军户练兵和屯田的积极性都在下滑，整天只琢磨着接私活来改善生活条件，导致战斗力和屯田产量都在下滑。
二是兵将分离。遇到战事，朝廷才任命总兵官，调卫所士兵随将军出征；打完战，总兵官又将士兵归还卫所。这种做法虽然再次降低了将领拥兵造反的可能性，但也把军户战斗力降得更低。凡事有利即有弊。
三是将领腐败。卫所军官常常私役军户服役、耕种，侵占军屯田。很多士兵名为军户，实为农奴。
四是老无所依。永乐期间规定：“凡屯军年六十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这个法令很露骨。朝廷告诉军户们，你们年老退休的，生病残疾的，年幼丧父的自谋生路，朝廷不管。朝廷不爱军户，怎么能指望军户为朝廷卖命呢。
所以，大夏朝廷虽然拥兵百万，但士兵的士气是非常低落，顺风仗还可以打打，稍微逆风一点就溃逃。
西方传教士曾这样描述军户，“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
大夏朝廷也发现卫所军户制弊端多多，又在部分地区推行营兵制。营兵制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做法，让军官既负责士兵的训练，又负责作战指挥，不用再将士兵归还卫所。但营兵制并没有解决士兵待遇、地位低下的问题。
到了嘉靖年间，朝廷痛定思痛，决定大力推广募兵制。其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卫所兵还是营兵，士兵逃亡的现象一天比一天严重。
从洪武后期，就出现军户逃亡的现象了，到后来逃亡的数量越来越多。
正德十四年，吏部尚书王琼向朝廷奏道：“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名，计所勾之军，百无一二到卫。有自洪武、永乐年间差出，到今三十余年，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窝藏不回。”
连去派去抓逃兵的军户也趁机逃亡，在外娶妻生子，不肯回来。到了嘉靖八年，吏部尚书桂萼指出，逃兵太多，天下兵籍仅有九十七万，连永乐年间二百多万军士的一半都不到了。
募兵制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士兵的待遇，士兵不再兵农合一，成为职业军人，战斗力明显加强。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三千人，后来成为戚家军，平定了倭寇之乱。李成梁在招募辽人，组成李家军，屡次反击蒙古。
但大夏朝廷并没有废除卫所军户制，加上重数量不重质量，导致全国兵丁过多，财政开始吃紧。从万历后期起，国家财政开始持续恶化，多次出现拖欠军饷的现象。
随着拖欠军饷越来越严重，边关将士的供养不足。各地将领开始探索建立家丁制。家丁制的核心思想是厚养精锐之士，迅速拉大家丁与普通士兵的收入差距。
至于养家丁的资金的来源，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比如贪污腐败、公田私用、吃空饷、虚报军功、非法贸易、纵兵掠夺等等。因为朝廷已经养不起兵。
以吃空饷为例，某军镇编制是三万兵，实际上只有一万兵，总兵官就把多领的二万军饷，发到三千家丁身上。这就造成账上有兵，实际无兵。
到万历后期，家丁制盛行，九边十三镇的总兵全部靠家丁打仗。家丁制发展下去，必然就会朝藩镇割据的方向发展。但是，大夏朝廷默许将领私养家丁。一方面精锐家丁确实能打仗，另一方面财政确实无力承担军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时间一长，这些拥有私人家丁的将领就尾大不掉了。家丁逐渐不再效忠于朝廷。地方将领拥兵自重，指挥不动，甚至割据一方。而造成这些局面的源头，说到底还是国家财政的逐渐崩溃。
总而言之，大夏兵制发展到后期，出现卫所军户制、营兵制、募兵制、家丁制并存的局面。大夏皇帝开始想省钱，实行卫所军户制，在实战中被深深打脸后，又把募兵制重新捡起来用。
而畸形的税收制度引发财政不断恶化，时常欠饷，导致边关将领要自己想办法来解决军费，进而出现家丁制。万历后期，家丁的盛行，意味着士兵的招募权、训练权、指挥权和部分财权，都逐渐统一到将领的身上。
这就开始重演汉末群雄并起和唐末藩镇割据的路子。
到了万历时期，大夏军事制度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该废除的废除，该改良的改良，该节制的节制。但万历后半生，始终不出宫，两耳不闻宫外事。大臣们几年也见不上他一次，军制改革自然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