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的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天。清晨，临川山城下起了阵雨，艾书兴冲冲地来到国行书记家。他爱人在洗衣服，两个孩子在洗漱。艾书以为这是星期天，书记准是多休息会儿。一打听，才知道他出门多时了，估计是在县委办公室。艾书赶到县委大楼。上楼时，听到国行书记在讲话，断断续续的，当把门推开时，感到愕然了：国行书记不在场，只有办公室两位同志。“咦，我听见国行书记在讲话，他不在吗？”艾书不解的问，陈秘书把录音机键子一按开，一个宏亮的声音出现在机子里，笑着说：“书记在这里。”艾书恍然大悟：“这不是书记前天在办公室暨文书档案先代会上的讲话么！”原来是两位同志在记录整理讲话录音，准备印发。
办公室张主任问艾书，是不是要找国行书记，艾书“是”了一声。主任说，今天可能找不着了。国行书记上午同县检察长到一个区去处理乱砍滥伐树木事件，回来后要审阅讲话录音稿；下午，一中团委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他要作报告；中午要作报告准备。因为他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不用秘书代劳。一中会后，可能还要去民旗区看洪涝灾情。艾书听到这些，心里盘算：这次注定是会不到国行书记了。
艾书心中惆怅，在招待所看书打发时间。傍晚七点过钟，国行书记打发13岁的儿子去找艾书，说他爸爸在家等候，要即去谈谈。艾书怀着激动的心情朝书记家走去。
一进门，国行书记就热情招呼，一边倒茶一边说：“我到办公室去，听见说你来找我。我想，你一定有事，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说完笑了一个哈哈。他这一说一笑，使艾书紧张的心情好像轻松了许多。他说：“本来昨天下午想找你谈谈的，但因副县长来商量扩建县酒厂，我找两位区领导来商量解决种植高粱供应酒厂问题，没有和你谈成。”
“你对发展经济和工作方法的建议，我在区书会议上讲了。
“关于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问题，我来时听说过，这是影响你进步的政治问题，打算派人去澄清一下。”
艾书想要反映、请求的，国行书记都考虑到了，还有啥话说呢？不过，艾书还想到一个环节，他说：“县委关贵书记近两年了，因代表落选事不肯见我的面，请书记协调一下。”
国行当即说：“明天上午有个书记碰头会，你提前到办公室门口等着，我让他先见你，再开会。”艾书听了激动不已。
艾书站起身来告辞，眼看着壁头上贴着的一张《自修大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学习计划》，时间安排上写着：每天两个小时，早晨是六点半到七点半，晚上是十点半到十一点半，这时已是十点二十五分。急忙告辞，国行送出，边走边说：“现在开始强调文凭了，你和我都因工作或其他原因，前段失去了上学深造的机会，这课只有靠自己补上了。”
清晨，艾书早早来到县委大院大门口，住在书记小院外的国行先到，在门口向艾书点了点头，随后官贵书记也来了，艾书叫了一声“书记，您早。”
官贵倒理不理的回答：“要开个会。”
艾书离关贵几丈远地尾随进了大院后，在县委办公室坐着。约分把钟，关贵书记叫来艾书：“你找我吗？到我办公室去。”表情是不冷不热的。
艾书随关贵进了书记室，刚一坐下，关贵说：“你有什么事，快说。我还要参加书记碰头会。”
艾书：“我要说的两件事。我只耽误书记5分钟。”要汇报的第一件事，关于两年前您在龙河公社选举的事。”艾书边说边掏出一张《龙河公社5—8选区选举结果表》递与关贵，“您看您在6选区、7选区得票较高的，特别是6选区，即我家那个大队得票远超另两个候选人。”
关贵接过表看了一会，掏出公事本照着格式划格。并把结果抄在本子上。
艾书说：“书记，不用划表誊写了，您把这张表收着就行了。”
关贵：“记在本子上不易掉。”遂给艾书泡了一杯茶：“你喝茶等着。”
艾书心想：这张表夹在随身的《公事本》里快三年了，是书记你不见我呀。
关贵抄完又对了一遍，把表退与艾书，说：“我还以为一是能干工作的你和明永二人只顾自己的当选，忽略了其他选区；二是我在那里抓修大沟，得罪的人多，恰恰在大沟通过的这个选区得票是很高的。”他略停顿后又说：“艾书，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呀？”
艾书：“书记，您两年多没到过莺咀，我到城里，每见到您，您都很忙呀。”
关贵：“不怪你的。拿当县长候选人的，也有不是代表的；再说，我的得票远远过半的，全县还有6个名额，选区一个都不过半，没有选出来，县委调整一个名额给你们不就行了吗？
“第二件事，你还要说什么？”
艾书：“今年初调整工资，工龄满15年以上的股级、10年以上的副区级可调到22级52块5，15年以上的可21级57块5。我工龄18年，但组织委员说我不是副区级，只调到22级。”
关贵：“胡扯，区委常委就是副区级。”他打电话问县人事局，人事局回答：调整工资事，六月份就结束了，己总结上报了。“你早来找我嘛。”
艾书：“书记您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