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的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联合主持的，任务是讨论大战中最重要的一次作战计划会议的议程。丘吉尔选择“阿卡迪亚”作为这次会议的恰当的代号，希望这个词所比喻的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静谧，将能成为他们联合指挥协调一致的象征。可是事与愿违，虽然总统和首相非常一致，共谋同盟国的利益，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却不是这样。金海军上将同“欧洲第一”战略——“彩虹5号”计划——的制订者斯塔克不一样，金不是一个亲英派。他对这个新盟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怀有成见，这个成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当时他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察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喜欢和不信任英国人的。金既然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对美国海军的控制，他就决心不让英国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这位海军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依靠海军作战。陆军同样抱有偏见，觉得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一场地面战役，自然而然地赞成重视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感觉到，它们的新盟国希望美国扶持摇摇欲坠的英帝国，海军对于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马歇尔将军后来也承认，“我们方面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背信弃义。”
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旅行地图，开辟一间通讯室，建立起英帝国的临时司令部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们最初的这种敌对情绪并没有缓和下来。
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套房间，隔壁就是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密友霍普金斯的住房。当讨论重大的问题来制订同盟国的战略时，英国首相可以就近同美国总统亲密往来。丘吉尔享有一种独特的有利条件，他喜好交际，把他的战时内阁团结得象一家人，而金和马歇尔的性格冷若冰霜，不喜欢白宫的交际，他们同罗斯福当然就有隔阂。
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英国人。丘吉尔来华盛顿的时候，带来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情况介绍，他在介绍中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武器援助。英国首相相信，他同美国总统面对面的会谈，能使他奠定“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基础”，让双方参谋长另行开会解决具体问题。英国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道议题是，丘吉尔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同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将德**队赶出北非，从侧面解除英国的威胁。
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式上，丘吉尔就象前一天晚上在宴会上雄辩地介绍了英国的雄伟战略，从而说服美国总统同意他的观点那样，试图争取美国的军事首脑们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在倾听的时候难以掩盖内心的不悦。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深夜讨论中，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该比对日本作战更重要。现在丘吉尔回顾了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所谓“体育家计划”，只要美**队在北爱尔兰驻防，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这项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国轰炸机将参加对德国工业腹地的袭击，同盟国剩余的人力物力将可用来保卫远东，因为同盟国在远东“处于守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新加坡要坚守六个月，以便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得到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使增援部队到达马来亚和缅甸，保卫中国援助菲律宾的海上供应线。
美国总统显然已经接受了英国的战略方案，这使他的军事顾问们感到沮丧。美国的参谋长们不象英国的战时内阁那样团结，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反驳这位首相的有力陈述，但是他的地中海战略显露着“帝国主义的”锋芒，迫使马歇尔将军提出保留意见。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立即要求史迪威少将准备好“说明我们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的六十五条理由”，他同魏德迈将军一样，认为这位英国人对他们的总司令的影响太大了。“英国佬有头，我们只有小尾巴。”史迪威发牢骚了，担心“事态正迫使我们执行建议不善、考虑不周的计划”。
是替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决心不让美国承担执行英国的地中海战略计划的义务。而英国人担心，美**事领导人将会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强大压力，然而，这种担心不久便一扫而光。当天，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取斯塔克海军上将重申美国的立场：“我们的观点不变：德国和苏联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们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和苏联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势必被打败。”
自从会议召开以来，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迪尔爵士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丘吉尔免去了迪尔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派他去华盛顿领导出席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迪尔和马歇尔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谅解，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主要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事实上，正是英国首相本人，在一次深夜里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私下会议之后，引起了一场最大的意见风暴。他认为他已说服罗斯福同意将原来派往菲律宾，现在改变方向开往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调去保卫马来亚。美国将军们愤怒抗议让麦克阿瑟赤膊上阵保卫大英帝国，大发雷霆的陆军部长威胁要辞职，霍普金斯被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他圆滑地否认了丘吉尔有这样的想法。这起事件使习惯于在丘吉尔战时内阁的严格领导下工作的英**事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指挥系统已经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也就担任了。”迪尔在致布鲁克爵士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批评，“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在随后的会议上，马歇尔宣布了建立统一作战指挥部的计划，英国的参谋长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马歇尔说，“我们的麻烦十之**”是由于“人类的弱点”造成的，他强烈要求“由一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他建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陆军将领指挥舰队，海军将领替陆军官兵负最后负责，英国的参谋长们对这个建议不表态，他们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首相来作。
当天晚上，白宫举行欢宴会，丘吉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而且提前告辞了。不仅战场上的不利消息使他心情沉重，第二天上午他要向美国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使他感到不安。许多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家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国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将会毫不客气地反对他。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前厅踱着脚步，等着叫他进去发表讲演，他的紧张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他在阔步走进众议院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前明显加剧的神经紧张让人感到不安。
“我不禁回想起来，”英国首相在几句打趣的开场白之后说道，“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刚好相反，那么我可能会自动到这里来。”一阵畅快的笑声和喝采赢得了满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开始发表讲演来争取国会的支持，一位观察家说，他的这次讲演是为英美联姻“作预告”，丘吉尔纵观全球战局，当他不再强调必须打败德国，而是猛烈谴责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烈。“……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他咆哮着说。当他预言“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尊严、正义与和平而携手前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之前，全场最后一次热烈鼓掌，他眼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换了胜利的手势。
本来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宣读“结婚预告”。但是英美两国的婚约条件，却需要两**事领导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才能订出来。他们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会议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区对过的“五月花”饭店，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供应部的官员一起，正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纳尔逊进行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翻一番。
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如何进行战争和应在哪里集中有限兵力的问题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在讨论会上，英国人象“踢人的小公牛一样地攻击”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任命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霍普金斯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他把丘吉尔拉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远东战区。马歇尔将军已经赢得了海军上将金的支持，他确保了这个组织安排上的胜利。坦克手能不能开军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从休息室走出来，赞成由英国将军韦维尔领导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最高司令部。
为了建立丘吉尔所期望的同盟国联合军事阵线，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心，还要费一些周折。澳大利亚政府本来忧担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会遭到轰炸。堪培拉致电丘吉尔，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英国首相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丘吉尔告诉澳大利亚总理柯廷，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由于澳大利亚四个最精说的师有三个在北非作战，第四个在马来亚战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后澳大利亚就会面临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军事领导人没有应邀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柯廷感到不安，他还担心英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他的忧虑。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是全面战争的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尔大为恼火的建议：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请求中国提供援助，并同美国一起制订它自已的太平洋防务政策。
因此，英国首相希望韦维尔将军指挥远东战区是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的。但是他的军事顾问们意识到，保卫这么大的一个防御区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认为美国人恐怕故意要他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他们的一个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韦维尔本人对自己被任命的消息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由于丘吉尔首相的急躁，韦维尔已经卸掉他在中东司令部的职务；现在他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这是个四胞胎！”
韦维尔是一位不好激动的军人，他喜欢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他来说，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以四个盟国分散的兵力守卫两千英里的防线，任务已经够艰巨了，再要防守缅甸，实在太复杂了。他提出必须同中国合作，由中国担负保卫缅甸、暹罗和印度支那的任务。这位将军认为他自己的军队只能保卫他们的战线。韦维尔强烈要求将香港交还给中国，换取中国出兵保卫缅甸和支援马来亚的英军，而不是仅仅支援菲律宾。他坚定地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使中国尽快参战，以便使马来亚的英军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因为菲律宾和马来亚的盟军都麦克一再要美国和英国派遣军队，供给飞机，但英美两国却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因而只能依赖于中国的非正式支援。
韦维尔的态度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韦维尔“过度的依赖中国的支援而放弃了自己对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不过，丘吉尔最终也不得不迁就韦维尔，因为韦维尔的美国同行也支持他的观点，在丘吉尔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十分之八的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国看作是他们的长期伙伴的人数的一倍！
正如同英美双方军事将领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纠缠不清一样，此时的中国，也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北京，国会大厦。
“现在，请蔡将军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在没有大总统授权的情况下，暗中参加到一场本来不属于我们的战争之中。”
杨朔铭冷冷地看着在讲台上慷慨陈辞的年轻议员，转头看了看女儿杨雨涵，杨雨涵明白父亲想要知道什么，轻声说道：“他叫梅思平，是自由党的议员。自号‘自由斗士’，是有名的‘泛亚洲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
“噢，我想起来了，当年火烧赵家楼的那位。”杨朔铭说着点了点头，继续专心的听着这场特别的质询会。
因为在今天，他本人，也是被质询的对象之一。
“军队没有参加任何战争。”蔡锷平静的回答道，“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对外国开战的权力属于国会，在国会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队不可能也不会采取任何支持交战一方的行动。”
“大家听见了，哈哈！蔡将军矢口否认军队有参加战争的行为，那么，已经在菲律宾参战的那些志愿军人，又是怎么回事呢？”梅思平冷笑了一声，扬了扬手中的一张报纸，“蔡将军应该看过这张报纸上面的报导，如果不是职业军人，恐怕是做不上来这样的英雄事迹吧！”
杨朔铭远远的望着梅思平手中的报纸，他立刻便认出了那是哪一张报纸。
那是一张《远望》通讯，上面用大篇幅报导了中国志愿军在菲律宾同日军血战的英勇事迹，最近的一篇是中国战士罗怀恩身绑**和日军坦克同归于尽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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