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还改进了飞机的搭载方法，增加了飞机的搭载量。为了提高防空能力，中国人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边缘四角全都配置了两座127毫米高射炮炮塔，在目前全世界所有的航空母舰中，中国航空母舰的炮群火力是最强的。”雷德尔说道。
“这样先进的设计，中国人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金钱和精力。”听了雷德尔的回答，鲁普雷希特一世惊讶的说道，“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成本的问题。”
“虽然听起来很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航空母舰的设计工作尽管很复杂，但由于设计师们的努力，以及各方面专家的参与，设计工作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雷德尔说道，“听说很多设计都是来自于中国政府高层的指示。”
“中国人似乎已经成了航空母舰方面的专家，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鲁普雷希特一世显得异常吃惊，“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是这样，陛下。”雷德尔说道。
“一个强大的中国出现，对德国是非常有利的。”鲁普雷希特一世轻声说着，双眼放射出了兴奋的光芒，仿佛当年的威廉二世，“有中国的牵制，‘红色瘟疫’就不会蔓延到德国，这样德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
“是的，我一直想提醒陛下，如果战争在德国海军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爆发，对德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雷德尔说道。
“我明白。”鲁普雷希特一世又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他凝望着显得空旷的海港，开始想象起艨艟如山舰桅如林的壮观场面来。
在结束了对基尔港的秘密视察后，鲁普雷希特一世回到了自己下榻的旅馆，而就在他打算休息的时候，一位侍卫官急匆匆的走进房间，将一张纸条交给了德国皇帝。
“希特勒先生遇刺身亡了。”侍卫官告诉了皇帝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声音里明显有一丝痛惜。
鲁普雷希特一世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很是镇静，他接过纸条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命令道：“我们现在就回柏林，马上。”
侍卫官应声而去，鲁普雷希特一世坐了下来，他想起了自己任命希特勒为首相时的情景和希特勒上任以来带给德国的诸般变化，不由得发出了深深的叹息。但作为一国之君，此时的他顾不上为希特勒的去世悲伤，他在脑中快速地思考着这位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不到三年的德国国家社惠主义工人党领袖去世后会给德国带来哪些意料不到的影响。
1933年1月30日，那是一个隆冬的上午，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德国国社党首领阿道夫?希特勒由新任内阁成员陪同，前往无忧宫觐见德皇鲁普雷希特一世。鲁普雷希特一世对希特勒的任命本来就心存疑虑，再加之他姗姗来迟，因而有些恼怒，在接见希特勒时态度有些冷淡。他敷衍地表示了对新内阁的欢迎，低声咕哝着他很乐意看到民族主义右派能够解决内部分歧，最终走到一起。接着，他主持例行程序：希特勒宣誓就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佩戴黑色领带，身着黑色西装的希特勒庄严宣誓要维护宪法，效忠皇室和德国人民，不带党派偏见履行职责，为整个德意志民族谋福利。在随后一个简短即兴演讲中，希特勒承诺要扞卫德国的权益。当天下午，新任内阁成员在首相府与德国媒体举行了见面会。希特勒坐在一个舒适有垫子的椅子上，被新任内阁成员所包围。他右边坐着兴登堡，左边是身居要职、对高级官员任命有巨大影响力的他的副手冯?巴本。其余的人则站在他们身后，表情明显不适，没有表现出半点同志间的情谊。尽管彼此互相熟识，他们之间却没有丝毫的眼神交流。部长们要么冷淡地注视前方，要么就向两边望去。只有希特勒露出了笑容。这是他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发表声明，祝贺自己的追随者取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胜利”。
事实上，希特勒取得权力的过程并不象国社党的宣传者所称的那般光荣。尽管他所领导的政党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他却不是通过正常的手段得到这一切的。相反，是一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在幕后共同策划把希特勒送上了首相的宝座。权力并没有被希特勒掌握，而是象一个投了毒的酒杯被递给了希特勒。尽管希特勒把成功归功于民众对他的支持。但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其实想方设法要操控希特勒，提防他更大的野心。
这样的结果是，以希特勒为首的新政府只吸收了一小部分国社党成员。内阁的十一个部长中，希特勒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只获得了三个席位：首相、内政部长和不管部部长。其余重要职位都由保守党人把持。这使保守党人更加相信以此可以控制擅于煽动民众的希特勒。尽管有如此多的限制使希特勒不能自由行事，同僚们还是对希特勒的任命不满，逼迫他又做出了一些让步。一方面，希特勒发誓他不会对内阁做出任何调整。另一方面，他又做出了一个根本不会兑现的诺言，那就是通过与中间党派的接触扩大政府的执政基础。保守势力的阴谋诡计仿佛得逞了。希特勒似乎被裹上了一件政治上的紧身衣，按照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受到欢迎却不掌握实权的傀儡领导。
尽管有如此多的警告，希特勒胜利当选还是意义重大。作为一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下士，啤酒馆政变的煽动者以及自诩为民族事业的“鼓手”，希特勒已经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的追随者当然也要庆祝他的胜利，临时举行了胜利大游行。晚上7点，天色昏暗，这些人手持火炬，向政府所在地行进。一路上军乐嘹亮，鼓声震天，他们十六人一排，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威廉大街，当游行者来到希特勒位于首相府的新居时，这位新首相透过二楼的窗户向他们致意，人群顿时齐呼“胜利”。
希特勒的新身份固然令其得意，也对他的安全体系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希特勒成为首相极大震惊了那些认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历史的人，还有那些对此抱有几分嘲讽的人也都十分惊讶。因此，这些对手，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震惊之余他们都警觉了起来，考虑该如何反击。有理由说,希特勒的胜利之时也就是他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刻。
作为帝国首相，希特勒成了刺杀阴谋这一极其野蛮传统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动荡年代里，发生了许多政治谋杀案件。1922年夏天，德国外交大臣瓦尔特?拉特瑙在柏林遇刺身亡，他的遇刺把刺杀这一传统推向了顶峰。
那次袭击之后，对希特勒和部长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就进入了完全崭新的时期。之前，对领导人的保卫措施粗枝大叶，非常简单，仅仅只是由一名司机、一个助手和几个警察组成。如今，这些安全措施则要严密得多。拉特瑙被刺后不到五天，新的措施就出台开始实施。德国安全部门加派一辆汽车来护卫希特勒的专车，首相府的安全保卫也得到了彻底重组。所有向部长邮寄恐吓信或者诽谤信的人都会遭到警察的调查。任何威胁都会得到认真对待。
由于这些措施，希特勒被任命为首相前很多的刺杀阴谋被发现了。1922年冬，一个来自德累斯顿市名叫维利?舒尔策的商人被发现拥有两把手枪。他供认想要借此刺杀德国当时的首相维尔特。几年以后，在1931年，一个寄给首相布吕宁的简陋的爆炸装置被安全保卫人员截获。第二年，一个女刺客在首相府大楼内被捕获，当时她持有一把28厘米长的匕首。尽管安全保卫体系得到了改进，这个女刺客还是从侧门混进了大楼，直到上了三楼她才被捕获。改进后的安全保卫体系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之后，这个安全保卫体系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
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深陷暴力之中的人来说，对自身所处危险拥有灵敏的嗅觉或许也就不足为奇。在他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一刻，希特勒就意识到他需要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一群“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和自己亲兄弟翻脸的忠诚卫士”。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招募了一些精干人员充当司机、警卫和私人总管。这就是冲锋队。尽管冲锋队全方位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但是希特勒的贴身侍卫还是由一小组他所信任的人担任。其中包括前摔跤手乌尔里希?格拉夫，他担任希特勒的保镖；制表匠出身的埃米尔?莫里斯是自由军团退役老兵，负责为希特勒开车；干过马匹交易和兼职皮条客的克里斯蒂安?韦伯成了秘书；除此之外。还有侍卫尤利乌斯?绍布和副官威廉?布吕克纳。起初，由这些人负责希特勒参加公开活动以及演讲时的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形成了保卫希特勒安全最核心的圈子。
在危机四伏的那些年，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体系得到了重组。成立了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警卫队——战旗护卫队。其人员都是从冲锋队中招募而来，他们被要求发誓保护希特勒免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敌人的危险。然而当战旗护卫队沦为冲锋队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时，又组建成立了一支新的卫队——希特勒护卫队。希特勒护卫队的人数在一百名左右，其核心成员仍是那些与希特勒熟识的非职业保镖，希特勒后来又重新成立了国社党和冲锋队。护卫队也得以重建。重新招募的卫队刚开始仍以最初的名字——战旗护卫队来命名，后来改为党卫军。党卫军与冲锋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必须通过严格审查，经受艰苦训练。只有“最优秀、最可靠的国社党员”才会被考虑。他们必须要高效率工作，足智多谋，值得信赖，最重要的是要忠于希特勒。他们不参加政治讨论，但是要出席发布政治命令的会议。他们被禁止在党的活动上吸烟，如果没有命令，也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忠诚即荣誉”，成了他们的座右铭。
如果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出现，党卫军仍然只是一个规模不大，甚至无关重要的组织。1928年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负责党卫军的日常运作；一年后，他成了该组织的领导人——帝国党卫军元首。在他的管理下，党卫军扩大了规模，纪律比以前更为严明，党卫军对希特勒毋庸置疑的忠诚也再一次被大肆渲染。海因里希?希姆莱想要把他的极端信条灌输给党卫军的成员。他曾经夸耀：“如果希特勒命令我枪杀自己的母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并且为他的信任而自豪。”
之后，随着冲锋队力量的消退，党卫军全权负责希特勒的安全。他们是不二人选。相应地，希特勒新的保镖也全部从党卫军中选出。第一任指挥官叫泽普?迪特里希,是一位性格直率的巴伐利亚人,他是自由军团的退役老兵，参加过啤酒馆政变。随着德国政治升温，暴力冲突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必须做好保卫希特勒的安全工作。1932年2月，迪特里希奉命为希特勒组建一支全天候的保卫队，于是党卫军护卫队成立了。当时，有人这样形容这支部队：
“他们属于长相英俊、体魄强健标准德国人的典范。穿着笔挺黑色制服，外面套着带拉链的摩托车罩衫……戴着飞行员头盔，配备左轮手枪和马鞭，看起来如同火星人一般。”
在迪特里希的领导之下，护卫队最初只有12个人。在那年混乱的竞选活动中，他们一直护卫着希特勒。1932年春，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埃尔宾镇竞选，随行人员中了共有党抗议者的伏击。正当希特勒的司机猛打方向盘，逃脱这伙暴徒时，身穿皮衣的保镖跳出了轿车，他们挥着橡皮警棍、黑色金属大棒朝袭击者冲去，成功的保护了希特勒。
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安全措施更加规范。从1931年起，他就住在称之为“褐色大厦”的楼房里——这是一座漂亮的三层宫殿，曾是意大利驻巴伐利亚皇朝使节的住所。警卫从党卫军调来,实行三班制，每班17人，至少有10人在楼内站岗，另外6人分别在入口、地面和周围守卫。来客只有获得有效通行证才能进入楼内。
但是慕尼黑的安全警卫是否有效仍让人怀疑。首先，1933年之前，哨兵严禁携带武器。除此之外，已制定的安全措施似乎也未能一直严格执行。据一位来访的英国人回忆，他只是受到哨兵训斥，被告诫不要在屋外人行道上走动，却只字未提进入楼内安全程序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希特勒1932年采取的安全措施与1923年所采用的大体相同。他拥有一支任他调遣、舍身忘己、忠心不二的护卫队，但其工作效率却让人怀疑。
要创造一套保卫希特勒的可靠安全机制，首先得解决来自于希特勒本人的问题。希特勒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往往前后矛盾、反复无常。一方面，他为自己凶多吉少的命运所困扰，备受煎熬。他视自己为“命运之人”，是使德国走出被奴役状态的领导者。而羸弱的体质又让他觉得自己来日不多。他一直抱怨自己百病缠身：耳鸣，周期性偏头痛，失眠，湿疹，胃痛，肠胃胀气和牙龈出血。除此之外，他还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此外，希特勒还先入为主地持有一种想法，即他可能会死于暗杀。结果，一如他时刻向警卫们灌输的那样：他认为自己的生命至关重要。他对保安措施产生了浓厚兴趣，要求这些措施时刻得以更新、得到加强。他经常在公众场合携带手枪，而且他的贴身保镖和助手也无一例外地全副武装。
希特勒的政治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他置身于巨大危险之中。身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具暴力、最具攻击性运动的领袖，他自然成为对手的死敌。在竞选活动中，不管是在充满敌意的听众面前演讲，或只是在前往参加政治活动的旅途中，他常常与袭击他的人相遇。尽管希特勒对安全细节万般考虑，他从根本上还是不相信他的保镖会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他的“宿命论”使他把数次死里逃生归于“纯属偶然，与警卫力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