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迁回雒阳后，刘燮因受陈冲影响，十分注重文治之道，为此在重修东都时，特地嘱咐诸葛亮，将太学营修至原来的三倍，其间足足可容纳上万人同时讲学。而自刘燮登基后，更是年年到太学之中参与论经讲学，从中广拔人才，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未曾轻怠太学半分。等到了延熙三年，雒阳每年都有上万士子来太学游学，着述辩经者更是不计其数。年老的人都说，东都眼下的光景，即使和光和年间比起来，也没有什么逊色了。
不过对于陈冲来说，他年轻时就只是因为好胜而去辩经，真正热衷的还是史学。从着书论说，到长安刻《国史》，都是出于这股爱好。只是随着年纪渐老，他已不忍看史，转而爱看碑文诗赋了。到现在，陈冲找傅干讨要最新的经学着说时，不知为何竟生出一种恍如隔世感。他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和人讨论经学，是在什么时候了。
自从陈冲请郑玄担任博士祭酒后，郑学门人就一直掌握太学至今，原本绵延数百年的古文、今文之争，到眼下都已为郑学所取代。傅干特地为陈冲挑选了四十本比较出名的博士着述，陈冲粗粗一看，其中竟有一半都是郑学的延伸。郑学讲究严法治国，这一点与陈冲贴近，但其中又有极多的天人感应、五德循环等图谶学说，并不受陈冲所喜。陈冲比较之下，将更重法术的许慈、孟光两人挑出来，作为入宫的候选。
陈冲再细看剩下的书卷。非郑学的论着里，大多都过于注重文彩，华而不实，要么就是在论述上玄之又玄，不知所以，令陈冲颇觉厌烦。好在他翻到一本《圣证论》，内容顿令他感到耳目一新。这本书站在马融的古文经学立场上，维护古文经学派的家法，依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两本作品，全面批驳了郑学，以为其扭曲了圣人之言，抹黑了夫子形象。言辞非常尖锐，一度让陈冲想起当年郑玄对何休的攻讦。但考察其内容，又不免令人哑然失笑了，文中征引的《孔丛子》一书，号称是孔子家传，陈冲从未见过，也从未听孔融、马日磾两人说起过，大概是作者自己的伪作。然而作者却敢明目张胆地写出来，不得不说是胆大妄为了。
叫来傅干后，陈冲问他《圣证论》是何人所写。答曰：作者是东海王肃，原铜川太守王朗之子。他十六岁随名儒宋忠学经，二十岁出师而入太学，但今年二十七岁，已经名满京师。七年来，王肃辩经从无败绩，哪怕是国渊等郑门高徒，遇上他都要弱上三分，号称是东海神君，清议领袖。
陈冲其实听过王肃的名字，只是不料他如此年轻。陈冲不禁想起自己的青年岁月，不怪他文字如此肆意。而后陈冲又重看书中主张，发现王肃虽然不喜严法，但其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观点，正好与郑学形成互补。陈冲至此有了新想法，可将王肃与许慈等人一起教导天子，也好让刘易体会到兼听则明的感觉。
把《圣证论》翻完后，已是天色昏黄，陈冲觉得有些累了，但桌案上还有三篇文章未看，他打起精神，点起灯盏，准备看完后再去用膳。前两篇文章平平无奇，无非是受了女婿何晏影响，喜欢空谈一些玄学，陈冲很快就将其放下。而翻开最后一篇文章，其标题可谓耳目一新，名作《才性四本论》，看来是从本性入手的文章，陈冲仔细阅读，很快就双眉紧蹙。
此文并非是寻常的释经之作，而是针对清议察举用人之说而叙写的。开篇序文写道：“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故铨衡专于台阁，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闾巷，优劣任之乡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审选，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过其分，则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势驰鹜之路开；下逾其叙，则恐天爵之外通，而机权之门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议柄也；机权多门，是纷乱之原也。
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岂非分叙参错，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伦辈，伦辈当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着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仁怨称于九族，岂不达于为政乎？义断行于乡党，岂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类，取于中正，虽不处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
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则所任之流，亦涣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哉？且台阁临下，考功校否，众职之属，各有官长，旦夕相考，莫究于此；闾阎之议，以意裁处，而使匠宰失位，众人驱骇，欲风俗清静，其可得乎？天台县远，众所绝意。所得至者，更在侧近，孰不修饰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则修已家门者，已不如自达于乡党矣。自达乡党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开之有路，而患其饰真离本，虽复严责中正，督以刑罚，犹无益也。岂若使备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
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这篇序文开篇明义，以为国家社稷的根本在于用人，而用人制度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而后文章直接攻讦起当今的察举中正制度。他认为如今陈冲改革，加设左右中正已经多年，但是仍然“缅缅纷纷，未闻整齐”，进而导致朝中出现“分叙参错，各失其要”的乱象，可见陈冲的改革并不成功。
于是文章进一步分析，到底是为何而失败呢？主要是在于上级过于干涉中正制度，导致选拔的风向并不是来自于乡县的清议，而是更受上级官僚的影响。作者批评这种现象，说这是“上下交侵，以生纷错”，致使风俗不静。众人为了争夺名利，就不愿意务实于忠孝之道，而专注于修饰逢迎，国家选拔上来的，也就全是一些媚上欺下的小人。
故而文章主张，希望朝廷将选拔权力进一步下放，将察举重心转在听取乡县清议的风向，继而将地方长官排除在外，这样才能“静风俗而审官才”。
在序文之后，作者又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字，由于内容过长，笔者只能进行简述。作者将品性与官才相结合，总结出考察用人的四种风俗，分别是“才性同”、“才性合”、“才性离”、“才性异”。“才性同”即以品性与官才一致，为上上境界；“才性同”即品性与官才综合考察，为中上境界；“才性离”即只考察官才，不考察品性，为中下境界；“才性异”即哪怕明知用人品性低劣，依旧因才取人，为下下境界。
而作者又论述说，这四种风俗现象，主要是受国家察举政策的影响。如果国家对德性礼性愈发推崇，士子们才会越发注重自己的修养，进而达到“才性合”，乃至“才性同”的境界，如果国家不注重道德忠孝，反而只根据士子的才能来选拔人才，那士人们就会曲义折节，专使媚上，反而从“才性离”直接滑坡为“才性异”。而如果选拔的官员毫无节操，连父母也不知孝敬，连子女也不知关爱，又怎么能指望他对国家做有益之事呢？这样的人越有才能，只会给社稷带来更大的灾难。
而后作者又引经据典，回顾了桓灵二帝时期经学衰落、名教之治破产的现象，指出当时贤才遍野而国家不能用，直到今日都还留有遗患。最后总结说，殷鉴不远，如果朝廷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不能及时调整学风、政风、士风，极有可能致使国家再出董卓、曹操这样的奸贼，到那时就为时已晚了！
陈冲读罢全文，没有立刻说话，整个人闭目冥思少许，调整心绪之后，才缓缓问傅干道：“此文是何人所写？在太学反响如何？”
傅干看陈冲脸色不对，也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他轻声道：“此文是沛国刘靖刘文恭所写，他乃前渤海太守刘馥之子，现如今在太学担任博士，治《欧阳尚书》。”至于《才性四本论》在太学中的影响，傅干斟酌着说道：“此文是在三月前写成，如今在后辈中确有反响，几乎人人能诵。只是许多老人不喜，故而还未成主流。”
陈冲听罢，掌指轻拍桌案，又把这篇文章拿了起来。一时无言，手中纸张的分量极轻，他却仿佛持有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