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去把萨曼莎抓来？”张静怡苦着脸说：“这个女魔头，惹不起！”
无法证实的科学理论是否应被看作是哲学？
科学值得令人敬畏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对待灵感与猜想的方式。科学提出问题，并要求得到经证实的答案。这点将科学与哲学相分离：可证伪『性』与实验法。希格斯玻『色』子早在半世纪前就被物理学家所理解，但为了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它，我们还是花了90亿美元在一台机器上——直到我们相信，希格斯玻『色』子可能是真的。
物理学，尤其是宇宙学虽然有趣，但也是科学与哲学界限模糊的危险地带。最近的《自然》刊登了一篇尖锐的文章，它的作者是物理学家 joseph silk 和 ge ellis。文章中指出，尤其像弦理论和多重宇宙这样酷炫的理论，已经超出了可证明『性』(provability)。我们既无法触碰到弦理论中的更高维度，也无法观测到我们(可能的)多重宇宙。这些理论的处境就像是在人间与地狱中间地带的“limbo”，永远被夹在概念(notion)和事实(fact)中间。
弦理论和多重宇宙，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公然叫板实验法的。宇宙学界里有一些声音认为，类似弦理论和多重宇宙这样的概念，应该从实验论证法中被豁免，但 ellis 和 silk 则认为，如果它们被豁免，那么科学本身的正直(integrity)也就危如累卵。
他们认为，“当科学结论——如气候变化和进化论——受到一些政治家和原教旨主义者(并不限于某一宗教)质疑时，关于科学的核心与灵魂之争就开始了。这种对于民众对科学的信心以及对基础科学本质的破坏，必须藉由科学界与哲学界的更多对话加以控制。”
宇宙学家，作家 sean carroll 持反对意见，他认为一个猜想如果本身足够精炼，其说明『性』也不需要通过其它实验来佐证，那么它就可以从实验论证中被豁免。举个例子，弦理论恐怕是唯一一个能统一自然界四种基本力的理论框架：万有引力，电磁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所以，弦理论至少是包含一些真理的，尽管这个真理并不能作为整体通过实验被证明(超对称并不能证明弦理论)。
“是你说把她抓来让我研究的！”许韵之笑嘻嘻地说。
这场运动中的另一个声音来自哲学家，理论学家 richard dawid。dawid 认为，概率必要时可以充当实验的角『色』。使用贝叶斯分析，判定一系列事实是否能形成一个理论也是可能的。如果概率足够好，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放弃测试过程(testability)，因为 dawid 认为，“没有人能够找出一个更好的解释”，而历史证明“没有备选方案的理论往往是最可行的”，所以弦理论应该被判定为合理。
本质上讲，dawid 认为理论上的发现可以被用作基础理论的证据。如果我们有条件能进行这样的实验，实验结果或许和我们预测的一样——因为概率和数学告诉我们是这样的。ellis 和 silk 就认为，科学必须要更加严谨，理论『性』的设想没有经过论证决不能被简单纳入科学中。
多重宇宙理论的处境也类似。关于宇宙常数(为什么我们身处的宇宙特殊到一切对于人类而言都是“刚刚好”)的解释，多重宇宙认为存在无数个宇宙，这些宇宙包含了所有常量的所有变化，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选择从未被真正做出，只有新的宇宙被创造。和电影《无姓之人》一样，在面对午饭吃拉面还是吃煎饼果子的问题上，宏观上看我并没有做出选择，在一个宇宙中我中午吃的是拉面，在另一个宇宙中我吃的则是煎饼果子；同理也有这样一个宇宙，它的强作用力不足以强到原子核。
“数百亿的宇宙——数百亿的星系，数百亿个自己——数量逐渐增多，而我们却没有可能和它们/他们取得联系，也没法验证它们/他们的真实『性』，”ellis 和 silk 写道，“如果在别的宇宙有另一个我，而这样的宇宙存在无数个，那么我现在所体验的‘我’到底是其中哪一个？有没有某个版本的‘我’认为自己比别的所有‘我’都好？如果其中一个‘我’相信有多重宇宙，而另一个宇宙中的‘我’不信这套理论，我该怎么知道多重宇宙到底是不是真的？”算了，这个想起来没有尽头的问题还是留给飞大的时光去思考吧。
两人认为，后经验主义的科学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像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样的理论结局很美好，是因为做出的预测经过了考验。
科学的高地正在危急时刻，一大群伪科学家正在煽动民众试图占领它。我们的最终答案，如文章里所提到的，在一个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什么观测或是实验结果可以让一个理论学家相信自己的理论是错的？如果一个都没有，那么这个理论也不会是科学的理论。
“我晕！挖坑埋了自己！”张静怡无奈地说：“到底是大科学家，三绕两绕就把我绕进去了！……好吧，我看你这会儿找他肯定有事，我就不打扰先走了。”
三百多年前，法国医生拉美特立写了一本书叫作《人是机器》，书中说，“钟表要走，就要开发条，人要活动，就要吃饭。发条用久了要磨损，人年老了就要衰老死亡。……人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的巧妙的钟表。”这种在现在看来很荒唐的观点，在当时也风行了一把。事实上，在拉美特利之前，笛卡尔便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17世纪，解剖学已经有所发展，机械制造业又处在兴起阶段，人们很容易从钟表的精密构造联想到人体解剖图上的复杂有序。然而，当时的生物学并不发达，甚至还没有足够的成就来赢得世人的正眼相看。等到达尔文、法布尔等生物学先贤的成就真正为世人所广泛接受，时间已经进入20世纪。这个时候“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这一类的言论已经基本沦为疯子的白日梦话。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思考生命是什么。从最早的灵魂说到后来的机器说，再到现代生物学兴起，引发关于蛋白质和遗传物质的种种讨论，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好像已经懂了，又好像一无所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一直和科技的进步存在密切关联。每一次科技的飞跃都必定提出一系列关于生命本质的深刻问题。
“有什么事，说吧！“张静怡一走，舒云鹏就问。许韵之来找他，一般来说肯定有正经事。
今天，我们有了人工智能、转基因工程，甚至有了换头手术。在赢得惊叹和欢呼之余，所有这些技术也无一例外地牵扯着文明世界最脆弱的神经，它们让我们一次次陷入冥思苦想——机器人有没有人权问题？转基因工程是否破坏了生命密码的深奥和谐？头换了身体，身体换了头，换完头的人究竟是谁？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人类对生命的困『惑』，甚至是人类对于生命和非生命界限的困『惑』，对于自我的困『惑』。
21世纪继续向前，生命又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剧烈碰撞，这个碰撞叫作奇点。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许韵之看看舒云鹏说：“我怀孕了！”
2045——这是一个不太遥远的未来，但是任何一个对科技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敢对2045年妄下结论。从17世纪到现在，科技发展一直在提速。17世纪的科技进步就已经超过了在此之前所有年代的总和。而量子物理、集成电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等惊为天人的成就居然统统诞生于20世纪。这就是说，塑造了当今人类的科学技术成就，都不过是一百年间的产物。
举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唐明两朝相隔几个世纪，一样骑驴骑马，一样人力耕织，一个唐朝人未必猜不出明朝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可是30年前的人却根本无法想象能上网、拍照、录像的智能手机。就算保持同样的科技发展速度，30年后发生的事也应该大大超乎我们现在的想象。
舒云鹏正在喝水，闻言一口水喷到了前面的茶几上。
正因如此，当雷-库兹维尔提出2045年人类将有机会战胜死亡时，我在怀疑之余，还是打算看一看他的《奇点临近》。
“有这么吓人吗？”许韵之笑着拿起一块『毛』巾擦着茶几上的水：“我上次系统检查时，我的x系统没问题，怀孕不是很正常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