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新班子中温体仁没有科学和西学素养，而是一个非常坚定有力的执行人才，轻易不会被舆论围攻动摇，因此是历史上被东林党恨之入骨的人，人缘不好，所以只选为次辅。徐光启主要精力放在科学研究方面，年纪也大了，不会给他增加工作量，和熊明遇一样入阁是为了加深科学研究的影响力。
王徽的职务是工部尚书，崇祯打算从江南找来了宋应星和薄珏后给他让副手，徐尔一曾上疏为熊廷弼申辩平反，也曾称赞毛文龙和东江的作用，崇祯打算任命他当吏部尚书。
李之藻打算任命为国子监祭酒，就是国立大学校长，主管国子监变革，改变重文轻理的现状，把数学、西学内容列入专门教育而不是现在仅凭个人兴趣。
科举的内容也需要变革，现在开始由徐光启、陈仁锡、李之藻、熊明遇考虑谋划。加入诸子、数学（代数和几何）、军事内容。崇祯的构想比阎应元更进一步，阎应元说的是童生还是照旧考四书五经，秀才开始加入军事能力测试内容。崇祯则设想从童生就开始变革，四书还是必学必考内容。这一点沈飞也理解，沈飞看到过科学史家席泽宗书中就认为《中庸》提倡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一种科学方法，这是训练思维的基础。五经则是编出其中精要作为学习和考试的教材，不再要求完全掌握。
新增数学、几何、军事作为童子学习考核的内容，由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编写教材。新增诸子百家精要内容加入，由陈仁锡编写教材，陈仁锡着作《诸子奇赏前集叙》提到“以六经收诸子，不若以诸子返六经。强其所厌，不若用其所喜。夫诸子，多救时之人也。然六经治未病；诸子，治已病。六经，治百世之病；诸子，治一时之病”，正是他的专长之一，现在的局势也已经到了“已病”时，正需要“救时。
中秀才以后，举人阶段就文武分科，进士任职分流。礼部、工部、户部免试军事内容，但是需要学习考试相应的礼学、工匠营造和数学会计专业知识。兵部、刑部、吏部则必须学习考试武艺、箭术、军事能力。
翰林院也分成几个部门，暂时考虑需要设置文学院、经史院、格理院、国政院、兵学院”，以后可以再增减。没有经过军事考核和三年从军经历的人考中进士，也不能进兵、刑、吏三部任职，不能担任地方主官，不能进翰林国政院、兵学院，将来不能入阁。
崇祯告诉了在场的人，等内阁首辅换人和凑足了钱粮以后会亲自随运粮饷的队伍去皮岛见毛文龙，陈仁锡表示支持。
崇祯最后在信里告诉了沈飞两件事，一是他给的一瓶20粒续命八丸已经用了两颗。给邓玉函吃了一颗，这位传教士已经五十多岁，年纪不轻了，身体也不好，历史上崇祯三年去世，这次他要带队远行欧洲，为了避免出意外就给了他一颗。另外一颗则是让他带上，到了欧洲以后给开普勒吃下，历史上开普勒也是在崇祯三年去世，也要延长他的寿命。
二是温体仁向他报告了现在京城中有舆论同情钱士升、吹捧袁崇焕大骂崇祯，他去江南找的通俗文艺人才还没有到，李之藻向他推荐了一个人，徽商汪汝淳。汪汝淳家族豪富，考中秀才是就游走四方，或经商获利，或散财结交意气相投的好友，三教九流人脉广阔，有侠商之称，和李之藻等西学者有交情，一起钻研过算学几何，资助过他们出版西学着作，还参与编定的《同文算指》。
汪汝淳还曾去过皮岛经商，了解皮岛真相，写过《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流落在京城的辽东老兵和辽民很多接受过他的资助，崇祯今天去见了他，托他联络辽东老兵和辽民暂时主持一下舆论工作，扭转北京的舆论风向。这事不适合让厂卫或文官去干，他的身份与官方没有太大关系，正合适。而且沈飞给的那二十一串珍珠崇祯也交给了他出手，他自己先垫付了三十二万两货款，给阎应元的练兵费用已经有了。
看完崇祯的这封长长的密信，沈飞非常清楚这个变革思路是翻天覆地的，如果提前泄露被遭遇激烈的反对和疯狂的抵制破坏，内力运处，手中的信纸连带信封化为灰烬。
枯荣能用内力燃烧剑谱，被欧阳锋、黄药师和周伯通当成蓝球一样抓起来扔来扔去的灵智上人都能用内力使一盆水沸腾，以沈飞现在的功力这是随手就能办到的事情，却把在旁边有武功常识的安剑清看得目瞪口呆，震惊于沈飞的功力之深。沈飞注意到了安剑清的表情，心想以后也可以培养一下安剑清，这版电视剧里的安剑清忠诚没问题，兵器也从单刀变成了剑，和小说里不一样。
两天之后在北京最大的松风茶楼，聚着一大群喝茶闲聊听书看戏的人，沈飞和完颜萍也上去看热闹，看到四个书生正在大骂崇祯想聚敛民财，吹捧钱士升，一个五十多岁的微胖老者过去问他们崇祯聚敛钱财什么用途，是不是建造宫室搜罗奇珍享乐？书生说那倒不是，老者追问用途，书生说大概是为了发军饷。当时还没有什么内地民变，老者说发军饷就是为了抵御关外鞑子，军饷发不出莫非就任由鞑子打进来。书生说可以发内帑，崇祯的钱从天下取也应该用于天下，老者说内帑不可能取之不尽，万万时内帑进帐也就千万，泰昌天启年间内帑用于军饷早就超过千万两，剩不下多少了。而且收税对象是一些富商，他们平时生活豪奢，在国难时出点钱也没有不妥。
听到了这里，沈飞已经基本确定老者就是临时代理宣传部长汪汝淳了，内帑算帐已经几乎用光是现代网络才有的结论，在明代除了极个别知道宫中内情的人，大部分书生的想象里就是无穷无尽的。另一个书生说富民财产都要被朝廷劫夺，贫民更保证不了安全。养兵就是为了护民，如果劫夺百姓财产养兵，和养千万盗贼一样。聚敛盘剥逼百姓作乱是抱薪救火，没有未外患先起了内乱就完了。
老者指他们四个人没有当过兵，不知道军中连日露宿野外饥寒交迫，饿得头昏眼花上阵拼杀的情形。旁边一个参加过浑河之战，后来在广宁失陷之战时断了一臂，成为残疾人退伍流落到京城的老兵出来证明老者的话。老者说刚才那个书生说如果朝廷收些钱财民间就要作乱造反，那九边各镇二十多万边军早就全部造反多次了。反问如果多收些税百姓就要反，天下会完，后金建虏占领辽东敲骨吸髓，把民间财产收刮干净，辽民生不如死，建虏怎么没亡？
对方说大概是辽民反抗也打不过建虏。老者同意，说如今可怕的不是民变民乱，是兵变兵乱，如果担心民乱任凭士兵缺饷发生兵变才是抱薪救火。对方质疑是否只要供养军队就可以不管百姓的命了？老者说建虏虎视在侧，先保证军队供应正是重视百姓性命。只要朝廷不乱，在朝廷主持下收税还有规章制度约束，有各级监察机构和民间生员监督。如果军队变乱，朝廷危亡，建虏杀进内地不可能和建虏讲道理。在建虏大屠杀之下，才是百万性命顷刻就没了，那才会命如草芥。辽东沦陷，被屠杀的辽民何止百万。
对方又说如果收税太多，百姓造反，天下变乱，外虏也会趁乱杀入内地。老者说如果收税太少，朝廷没钱发不出饥兵的军饷，发不出饥民的救济，饥兵饥民没有了活路才会造反引起大乱。造反不是加税逼出来的，历代都没有明朝那样商税轻的，即便农业税也还是太轻，南方不过十分之一，北方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元末张士诚占据江南一地，养战兵三十万，还有开河修城无数耗费。还养大量贵人，土地被张士诚亲信大量兼并，这样征税治下农民都没有反。陈友谅占据湖广江西，养兵超过六十万，这样收税农民都没有反。元末残破环境下，一方割据者都能维持那样的兵力，不可能现在明朝的人口土地维持的兵力还不如元末。
明朝现在这样的税负，都是经常拖欠，拖得久了官府往往一笔勾销，官场风气，严格征税，酷刑逼勒税收的会被舆论攻击成酷吏，名声扫地，以后被排挤弹劾，丧失政治前途。纵容百姓逃税的会有宽大仁爱美名，被舆论称赞推荐。有地方出现灾害就会减免税收，如果在灾区大量收税肯定会被弹劾成为众矢之的。
对方又疑问，如果农业税不重，为什么各地都有大量的人弃田卖田，不愿种田背井离乡。老者说农业税不重，可是比起商税还是多得多，重田辛苦难以致富，商税极轻又更容易暴富，看到别人弃农从商暴富发达当然会眼红。张居正一条鞭法以后，丁税也计入田税，农业税比以前更重，商人税收更少，弃农从商者才会越来越多。因此要增加农业税首先要对商人征收重税，才不至于让更多人弃农。
对方说现在商税一年已经有三百多万两，还要怎么加重？万历时只征收矿税一项就搞得鸡飞狗跳，怨气冲天，再加重税就没有安宁的地方了。老者大笑说三百多万是包括盐税再内，扣除盐税真实的商税不到一百万两。
何况三百万两也微不足道，自己就是商人，知道明朝商人豪富的内情，万历时于慎行记载“今都城如卖酱、屠沽有千万之资”，就是屠夫卖酱卖酒的小商贩就有千万财富。一个商人一次去松江买布就携带几十万两白银，山西平阳、潞安的商人没有几十万两银子的资本不敢说自己富，盐商海商家产百万的更多。明朝一年三百万两银子的商税只怕还不如一个富商的家产多，一国还不如一人。万历时收的矿税一年也就五十多万两，还不如两个布商去一次松江买布带的钱数，把这当所重税是井底之蛙。
对方说朝廷征税，经过下面的层层操作，怎么知道会不会放大十倍？老者说放大税负或许有，但是不会像对方说的这么夸张，历代都要收税，如果都是这样，那税收都像明朝这样少得可怜了，实际上根本不是。明朝生员秀才可以公开指责非议县令，下级官员可以公开抨击上司，朝堂上言官也可以随时公开指责皇帝并印在邸报上，大街小巷都可以议论皇帝过失，清流舆论的威力让大小官员都害怕。即便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对他的抨击也从没断过，才有苏州百姓群情激愤，击杀缇骑，殴打巡抚。
历朝历代，包括西洋各国，舆论的威力都没有明朝近百年这样厉害，他曾和传教士交往，听他们说现在西洋各国下级不敢抨击上级，小民不敢议论官员贵族，领主盘剥佃农更是没有限度，有不少地方还把农夫看成领主的私产奴隶，随意打杀不受法律制裁。各国收商税更穷凶极恶，传教士曾德昭告诉他，在欧洲穷旅客经过税关要遭受凶残的搜夺，随身推带的所有物品可能还抵不上索取的税，比较之下明朝的税关形同虚设。
欧洲这种情况都不担心造反，明朝增加一点税收就更不用担心了。需要提心的反而是不能下决心多收税，没钱发军饷使饥兵造反，没钱发救济使灾民造反。明朝的贪腐不会比其他朝代和欧洲各国严重，或许能说宋元是亡于贪腐，明朝如果亡，肯定是亡于税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