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会的权力，总是与战争结果息息相关。
君主执掌军队，打赢了，威望就高，就能压制贵族，甚至解散国会，加强集权。
打输了……
之前的查理十二世，能力还行，和俄国人打了那么久，虽然被俄国人赶到了土耳其躲避，可是能力还是有的。然而他却在回国后攻打挪威的途中，被一颗意外的子弹打死了——有说法，说是他妹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开了一枪，引发了卫兵的反应，流弹误杀。
因着他死了，他妹妹的继承权顺位又在他外甥之下，所以国会自然而然地执掌了大权，废弃了绝对君主制。
要搞定贸易问题，首先要搞定议会。
而和俄国的多年战争，使得议会中的激进派们，无一不以“击败俄国、收复失地”为目标。
这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德绑架，终究大顺和俄国在此之前爆发过战争，而且大顺又和法国眉来眼去，这一次又归还了大北方战争中被俘的瑞典俘虏，这让许多瑞典年轻贵族喜出望外：这是个天然的盟友。
此时瑞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和伏尔泰等人一样，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们，会虚构一个理想国。既然“地上天国”太虚无缥缈而且和宗教绑定，那么就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个理想国不能离得太近，如果离得太近，很容易被人去亲眼看到，然后必然幻灭。
所以这个理想国得很远，寻常人接触不到，才能可劲儿的抡圆了吹，夹带自己的私货。
这个理想国必须长寿且强大。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嫌贫爱富且以成败论英雄的，越富庶、越强大，这个理想国就越有吸引力，成功者拉屎都是有道理的，失败者努力都是浪费时间。
比如几年后瑞典人为了鼓吹议会制和出版自由，出版过一本书，叫《唐帝国（618-907）的审查制度》，吹嘘道：唐帝国的皇帝是文明的皇帝，他们走进民居，倾听每一位民众的呼声。他们为民众谋求福祉，任何人民都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要是不知道的，看过这本书后，估计要以为唐朝就有自由出版法案和全民议会制了。
正是越缺啥，也要在“理想国”中描绘什么。
瑞典是此时欧洲出了名的“莫谈国事”——不允许出版任何政治书籍，只要是写成字就不行，甚至包括私人信件——如果私人信件大谈国事，一样要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国会很容易被煽动，民众的思想也很容易被控制。对俄国的复仇主义思想，可以讨论，但是不准写字。民众愚昧到了极点，很容易被商人、贵族、有钱人煽动，这正是这些东印度公司股东们可以操作的地方。
比如卡姆比尔所说的，谁不支持大顺的商人参股，谁就是卖国贼。
这是个绝佳的切入点。
而且……此时的瑞典，一场党争正在酝酿，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决定这场党争的失败者是谁。
…………
斯德哥尔摩。
瑞典的国会是与别处不同的：都是分成等级和党派，开会的时候比谁的嗓门大，假装可以做出决定国策的决定。
等级院却不同，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多出了一个农民等级，因为瑞典的农奴制和封建制并不完整，超过一半的农夫是自由农民，而非隶属于贵族庄园。
国会召开的时候，议员们商定法律和税收——这是1723年女王王夫上位的妥协，之前是没有的——议员们会按照指定的税收标准盯着，谁违反了谁就下台。
法律和税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内政和外交，真正治理国家的，也不是这个乱哄哄的议会，而是一个75人的秘密委员会，以及一个在议会休会期的参政院。
贵族、僧侣、商人和小市民、农民，虽然都有四个等级的国会议员，但75个参政院秘密委员会里，并没有农民的存在。
曾经的女王的丈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伯爵，是真正主持国政的九人参政会中，唯一有两票的人。
不过自从1723年新法否决了双王共治和绝对王权制，将立法权交给国会之后，国王便忙着找情人和生孩子——正妻无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反正他是神罗的伯爵，自己在神罗有封地，王室开销不用看这群瑞典人的脸色。
此时真正主持瑞典政策的，是瑞典的首席大臣，阿维德·霍恩。
如果只是从政策上看，这是一位温和派。但如果说的难听点，这位叫“英俄派”。
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瑞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是那个脚踢神罗、殴打北方的雄狮了。
所有的政策出发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韩非子的那句“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阿维德还是很清醒的，打不过俄国，越打越完蛋，不如老老实实的，别去收复失地，别渲染复仇主义，搞好和俄国的关系。
别让俄国再打了。波罗的海出海口，该扔的扔、该割的割，一定不能和俄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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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他虽然支持重商主义，也鼓励国内的手工业发展，但是认为瑞典也没能力和英荷争霸，俄国海军都打不过，还去撩英荷？
所以，适当降低关税，允许英荷的货物在瑞典销售。
在东印度公司问题上，小心行事，不要高调，不要招惹英国和荷兰，免得英荷不满。
发展个锤子的纺织业，瑞典这环境、这人口、这气温，能不能发展的起来纺织业，心里没点数吗？不如老老实实进口外国的纺织品，搞好英荷关系，卖卖自己的特产钢铁和铜以及木焦油得了。
消消停停，当个小国，别做大国的梦了。
时代变了。
议会中对这位首席大臣的反对派，是激进派，领袖是卡尔·吉伦特博格。说的难听一点，这位叫“法国派”。
他的脑子就相当不清醒，认为瑞典应该延续旧时代的辉煌，脚踢俄国、猛踹普鲁士、海扁英荷。
历史上，法国人口头上给予了大量的支持，可是刷卡时为零。
历史上这位一上台，就对俄宣战，要复仇，要重现昔日的荣光，要让俄国人割让圣彼得堡。
然而法国人只有嘴在支持，俄国那边上台了伊丽莎白女皇，仅次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女沙皇，暴打了瑞典，割走了芬兰，还把伊丽莎白的前未婚夫的弟弟立为瑞典世子。
激进派的经济政策，也很奇葩。
大幅提高关税，高压控制外来的纺织品，努力支持本国大纺织业主的利益，宁可瑞典无好布，不可瑞典用英荷货。
努力支持东印度公司，挖荷兰和英国的墙角。历史上，趁着奥地利王位战争开打、法英荷西互相私掠劫船的机会，猛往广东派商船，到处勾搭走私商，使劲儿往英国卖走私茶叶，开辟了前往美洲的走私线。
换言之，周边的邻居全得罪了一遍。
和法国走得近，这叫远交近攻。可远交近攻的前提是自己是个强国，弱国搞远交近攻，那是嫌死的慢了。现在的俄国和普鲁士，还是当年的俄国和普鲁士吗？
可想而知，支持他们的，都是年轻军官、年轻贵族、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最保守最爱国的农民。
卡姆比尔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盯上的就是国会中的激进派，希望他们在国会中取胜，支持他们，以换取他们的回报——至于瑞典被俄打、被英嫌，那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有钱，去英国去荷兰去俄国，不一样当大爷？
况且，卡姆比尔本来也不是瑞典人，而是一个英国人。
趁着二月份还没到，商船还没的机会，卡姆比尔又匆匆返回了斯德哥尔摩，找到了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卡尔·吉伦特博格。
三年一度的国会就要召开，卡尔也是志得意满。
他的支持者们，学习英国人内战时候戴假发和不戴假发的方式，戴着与保守派截然不同的帽子，利用不准写国事不准出书的审查制度，到处煽动对俄复仇的演讲，取得了大量的支持。
他有信心，在这一次国会中，干掉保守派的阿维德，自己成为国务大臣。
而且，不久之前，法国特使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和大顺的外交十分顺利，具体谈了什么不能说，但是十分顺利。显然，这意思是说法国和大顺在合谋对付俄国，反正大顺不可能派军舰来打英国。
如果瑞典选择对俄开战，法国愿意提供一笔援助，包括一部分枪支、火炮，甚至一些舰队。
同时，这位可爱的法国使者，还给瑞典带来了一笔很大的订单。
法国的波尔多，盛产葡萄酒，而制作葡萄酒桶，需要上等的铁做箍，瑞典的铁质量相当好。所以法国断绝了和其余国家的铁贸易，将波尔多箍酒桶的铁订单，都交给了瑞典。
以此，作为这一次支持瑞典对俄开战的诚意。
这笔订单，是给激进派的，法国可不会把这笔订单算在保守的英俄派政绩上。
除非激进派掌控国会，订单才会生效；而如果还是阿维德那个老头子，这笔订单是不会交到瑞典手里的。
订单，意味着又能获取一些工商业者的支持，这让卡尔当国务大臣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现在，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大董事、瑞典的勋爵卡姆比尔又找上了他，卡尔·吉伦特博格觉得国会的事，更稳了。
他想，他会引导瑞典人民，攻占圣彼得堡，然后……或许可以凭借威望，彻底毁掉瑞典的绝对君主制余烬，他可以成为瑞典的护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