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反秦烽火燃遍四方。刘邦，这位出身泗水亭长的豪杰，乘势而起，凭借卓越的用人智慧与果敢的决策，在楚汉相争中脱颖而出，于公元前202年建立汉朝，定都长安，开启了西汉王朝的历史篇章。
建国伊始，刘邦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局面。为迅速稳定政权，他在政治制度上采用郡国并行制。一方面，继承秦朝郡县制，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控；另一方面，分封同姓及异姓诸侯，冀以藩屏汉室。然而，异姓诸侯势力渐大，对中央构成威胁，刘邦遂通过一系列手段，如伪游云梦擒韩信、诛杀彭越等，翦除异姓王，巩固中央集权。同时，大封同姓王，试图以血缘纽带维系刘氏江山。
在官僚体系构建上，汉初基本沿袭秦制，设三公九卿，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但为适应统治需求，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注重选拔人才，网罗了如张良、萧何、曹参等一批能臣，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
历经秦末战乱与楚汉相争，汉初经济凋敝，民生艰难。为恢复经济，刘邦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田租，十五税一，后减至三十税一，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桑。同时，抑制商业发展，对商人征收重税，限制其社会地位，以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到了文帝、景帝时期，休养生息政策进一步深化。文帝躬行节俭，减少宫廷开支，停止诸多劳民伤财的工程。景帝继续推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如修建漕渠、龙首渠等，促进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商业也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有所发展，“文景之治”使社会经济迅速复苏，人口增长，仓廪充实，为汉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汉初文化领域，因秦末战火与“焚书坑儒”的破坏，呈现出凋零之态。但随着社会渐趋稳定，文化开始复苏。在思想上，黄老之学盛行，其主张无为而治，顺应自然，与当时休养生息的政策相契合，为汉初政治提供理论支持。同时，儒家思想也在悄然发展，陆贾着《新语》，向刘邦阐述“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理念，开启了儒家思想融入汉朝统治思想的进程。
在学术传承方面，汉朝积极搜集整理先秦经典。伏生传《尚书》，济南人田何传《易》，为文化传承保留火种。文学领域，散文以贾谊、晁错为代表，其文章针砭时弊，气势磅礴，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改变汉初以来的政治格局，强化中央集权。在地方治理上，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归郡统辖。这一举措巧妙地削弱了诸侯国势力，使其无力与中央抗衡。同时，设立刺史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名，负责监察地方官员与豪强，加强对地方的监督。
在中央，为削弱丞相权力，设立内朝，由皇帝亲信组成，参与决策，外朝丞相权力被架空。用人制度上，推行察举制，选拔人才不再局限于门第出身，孝廉、茂才等科目为国家选拔了众多优秀人才，如董仲舒、公孙弘等，充实了官僚队伍，为国家治理注入新活力。
汉武帝时期，汉朝与匈奴的矛盾激化，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多次出击匈奴，取得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等重大胜利。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封狼居胥，匈奴远遁，“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基本解除匈奴对北方边境的威胁。
在拓展疆域方面，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将岭南地区纳入版图；在西南地区，通过军事与外交手段，使西南夷归附，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同时，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也为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新机遇。
为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与国家建设，汉武帝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在货币制度上，改革币制，统一铸造五铢钱，规范货币流通，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实行盐铁官营，将盐铁生产与销售收归国有，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抑制富商大贾势力。均输平准政策通过调节物资运输与物价，稳定市场，防止物价波动过大。
此外，算缗、告缗政策打击了富商大贾隐匿财产的行为，将商业资本纳入国家财政体系。这些经济改革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部分商人利益，但有效充实了国家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在长安设立太学，以儒家经典为教材，培养国家官吏，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这一举措不仅统一了思想，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也推动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在文学艺术领域，汉赋成为主要文学形式，司马相如、扬雄等赋家的作品气势恢宏，辞藻华丽，展现了大汉的盛世气象。史学领域，司马迁着《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大视野，记载了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开创纪传体通史先河，成为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
汉武帝之后，西汉政治格局逐渐发生变化。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宠信宦官弘恭、石显，外戚与宦官势力开始崛起。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掌控朝政，政治日益腐败。石显专权期间，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如丞相萧望之被迫自杀，正直之士难以在朝廷立足，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土地兼并问题愈发严重。官僚、地主、富商利用权势大量兼并土地，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汉成帝刘骜在位时，这一问题达到顶峰，百姓生活困苦不堪。为应对财政危机，政府不断增加赋税，进一步加重百姓负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同时，商业发展受到政治腐败的影响，市场秩序混乱，富商大贾与官僚勾结，垄断商业，阻碍经济正常发展。经济困境使得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伏笔。
汉哀帝刘欣即位后，试图抑制外戚势力，加强皇权，采取了限田、限奴婢等措施，但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改革失败。汉哀帝本人沉迷于男色，与董贤之间的“断袖之癖”成为历史典故，其荒淫行为加剧了政治腐败，使西汉统治更加摇摇欲坠。
汉平帝刘衎即位时年仅9岁，由王莽辅政。王莽逐渐掌握朝政大权，为篡汉做准备。他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如王田制试图将土地收归国有、禁止买卖，恢复井田制，但因不切实际，触犯大地主、大官僚利益而失败。公元8年，王莽废汉孺子婴，建立新朝，西汉灭亡。
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绿林、赤眉等起义军风起云涌。刘秀，作为汉室宗亲，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在诸多势力中脱颖而出，于公元25年重建汉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建立东汉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他释放奴婢，减轻农民负担，多次下令免罪为庶民，使大量劳动力回归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如修复黄河堤防，治理汴渠等，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政治制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削弱三公权力，强化尚书台的作用，尚书台直接对皇帝负责，成为决策与执行的中枢机构，使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
同时，刘秀整顿吏治，选拔贤能，注重考察官员的品德与能力，惩处贪官污吏，使东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在文化上，刘秀提倡儒学，在洛阳建立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光武中兴”使东汉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为东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汉明帝刘庄即位后，继承刘秀的治国方略，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他注重吏治，对官员要求严格，明察善断，惩处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使政治更加清明。在经济上，刘庄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鼓励农桑，兴修水利，如修建六辅渠，灌溉农田，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文化上，汉明帝大力提倡儒学，派使者前往西域求佛，使佛教传入中国，在洛阳修建白马寺，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他重视史学，班固在这一时期编撰《汉书》，记录西汉一朝历史，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章帝刘炟在位期间，推行宽厚之政，废除了一些严苛的法律条文，减轻刑罚。他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文化上，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并将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进一步统一思想，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然而，章帝过于宽容外戚，导致外戚势力逐渐膨胀，为东汉后期的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东汉中期以后，皇帝大多年幼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借此掌握朝政大权。皇帝长大后，为夺回权力，往往依靠宦官，与外戚展开斗争。如汉和帝刘肇在宦官郑众协助下，铲除窦氏外戚势力；汉桓帝刘志依靠宦官单超等五人，消灭梁冀外戚势力。但皇帝铲除外戚后，又往往给予宦官过多权力，导致宦官势力膨胀。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日益黑暗腐败。他们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地方官吏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同时，他们还排斥异己，打击正直的官员和士人，兴起党锢之祸，禁锢、杀害敢于直言的士人，严重破坏了东汉的政治生态。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起义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迅速得到广大农民响应，起义军遍布全国。
东汉政府急忙调集军队镇压，同时允许地方豪强自行招募军队，共同对抗黄巾军。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根基。地方豪强势力趁机崛起，形成军阀割据局面。例如，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幽州、并州等地，曹操控制兖州、豫州等地，刘备在诸葛亮辅佐下占据益州，孙权占据江东地区。
190年，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揭开军阀混战的序幕。董卓被杀后，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后，势力逐渐壮大。220年，曹丕废汉献帝刘协，建立曹魏政权，东汉正式宣告灭亡。
从刘邦到刘协，汉朝历经四百余年，其兴衰历程深刻反映了封建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规律。汉朝初期的休养生息、鼎盛时期的大一统辉煌、后期的政治腐败与社会危机，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