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些变卖田地的百姓南直隶朝廷并没有亏待他们，而是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关照，一亩田地市价是三十两银子，当地富商往往以二十两银子左右的价钱向这些百姓购买，但同时补足了等价于十两银子的粮食给这些百姓，所以这些百姓卖田地的价钱并没有被恶意压低，相反的，这些百姓得到了等价于十两银子的粮食，这足以支撑他们度过一两年的光景，让他们能够谋取新的生计。
南直隶布政使司向嘉靖皇帝呈报的这些“状况”都是扎扎实实的实情，只是这些“呈报”都是人说出来的，说是“实情”，但仍有很大的弹性，比如说是二十两银子购买一亩田地，但有的是十五两银子，有的是十七八两银子，还有“等价于十两银子的粮食”，其实这些粮食有很多是陈粮旧粮，并不值十两银子。
总之，这般施行下来，尽管实情并不如南直隶布政使司的官员们陈述的那般理想，但他们仍是对嘉靖皇帝的“严令”有了交代，嘉靖皇帝从锦衣卫和东厂的爪牙处自是可以了解到江南的实情，但他面对这般上下同心共气欺瞒和算计的状况，他也只能妥协，毕竟他的面子没有被折损，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改桑回稻”的过程，南直隶布政使司收缴了一大笔的税银，这笔税银充入国库，照例拿出了一部分充作嘉靖皇帝修宫殿和炼丹药修仙的支出，这足够让嘉靖皇帝满意。
最后，“改桑回稻”这件事情到和朝廷推行的大多数地方政令一样，成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权贵豪门们的一场游戏，这件事情中所有人都是欢愉的，只有一种人是被剥夺和受损失的，就是贫苦的、无法反抗的弱小百姓，他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够听得见，也没多少人会真正地在乎，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浩瀚大明的千里江山之中，日后也会被浩荡流淌的青史河流所遗忘，只待某一日机缘巧合，这些弱小百姓发出了“黄巾起义”、“黄巢起义”那般愤怒的呐喊，他们的声音才会被历史所记住。
这些卖了田地的百姓绝大多数都会沦入悲惨的命运，在大明的天下，土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支撑农民活下去的最后保障，丢了这个命根子的农民只能沦为豪门权贵家的佃农，他们将失去人身自由，在光景好的年月，他们依附着这些豪门大老爷，还能活成个人样，待到光景不好的年月，他们自是第一批遭殃的人。
这些百姓卖田地获得的银钱几年之内很快会花完，而“补贴”给他们的粮草也支撑个一年半载也吃完了，除了少数的人遇上好际遇能翻身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只能为了求生存而挣扎，其中一些人不得不卖儿鬻女，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局。
但是这些在“改桑回稻”之中沦落的平民百姓并非都会老实地接受这个结果，事实上在这个政策施行的过程中就有许多平民揭竿而起，和官府对抗，在江南酿成了好几起血腥械斗的惨祸，死了不少百姓和官吏，只是这些事情都被南直隶朝廷掩盖。
这些反抗的力量被官府镇压之后，自然而然地走向眼下江南“触手可及”的一条“逼上梁山”的道路，就是当倭寇，他们不甘心被压迫，不甘心被权贵欺凌，于是他们成为倭寇，用武力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力和自由。
眼前这徐活佛手下的六十多名倭寇精锐，其中就有大约十多位是在五年前“改桑回稻”事件中被逼当上倭寇的，其他的倭寇大都也是因为种种不公的压迫而走上这条亡命之路，他们都痛恨江南权贵豪门和各级官吏。
此时这些倭寇听着徐活佛的话，自然是觉得这些话语说到了他们的心里头，这些豪门权贵和大官在压迫他们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他们能不能活下来？
刘赐在对江南将近二十天的巡视之中，他也大概了解江南贫富分化和阶层压迫的现状，他看着这些倭寇眼中的怒火，他并不觉得意外，毕竟他自己也是个平民出身，他明白江南权贵对人民压迫的厉害。
所以刘赐眼下是掂量得清楚状况的，或者说他知道他们面临的现实并不是“一伙海盗要抢夺他们的财物”那么简单，这个状况在某些程度上还可以解读成“愤怒的揭竿而起的平民百姓要抢回豪门和大官从他们身上夺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