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藩镇，尤其是河朔三镇，变得异常嚣张，几乎不再将中央权威置于眼中。这些藩镇不仅自行其是，就连财税收入也大多截留自用，不再上缴中央。这种情况严重削弱了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基础。因此，中央政府的财政来源逐渐主要依赖于江淮八道这一富庶地区。负责理财的大臣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确保从江淮地区获取足够的财源，以维持朝廷的基本运作和国家的稳定发展。
元和元年（806年），着名财政专家杜佑卸任财赋要职，他推荐了精通经济管理的李巽接替度支盐铁转运使之职。李巽不负众望，在他的精心管理和改革之下，唐王朝中央的财政状况迅速得到了显着的改善。继李巽之后，程异接过了这一重任，继续出色地履行职责。在这些杰出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中央政府不仅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还为后续对藩镇采取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的贡献不仅是财政管理上的成功，更为国家的稳定与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同时也彰显了这个时代财政政策的重要性和成效。
唐宪宗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有所作为的皇帝。在历经唐朝多年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后，他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以及过人的智慧，使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犹如枯木逢春一般，再度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因为他深知一个道理：接受忠臣的逆耳忠言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宪宗常常以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宗李世民为楷模，并效仿其虚怀若谷、广纳谏言的美德，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积极倾听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不论言论是否中听。通过这种方式，宪宗不仅丰富了自己的治国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敬重与支持。
唐宪宗尤其注重倾听谏臣官员所提出的宝贵意见。他大力倡导广开言路，鼓励那些心怀正义、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们毫无顾忌地抒发己见。无论是关乎民生大计还是军国要事，只要谏臣们所言有理有据，唐宪宗都会虚心接纳并加以深思熟虑。正因如此，朝堂上下呈现出一片群策群力、共商国是的良好氛围，而唐朝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逐渐走上复兴之路。
即位之初，唐宪宗便颁布诏书，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这一举措让那些勇于发声的大臣们倍感振奋。元和年间（806年－820年），像李绛、李渤、吕元膺、穆质等谏官纷纷挺身而出，不仅敢于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冒风险提出建设性意见。唐宪宗对他们给予了高度信任，广开言路，营造了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
在宪宗的支持下，这些谏臣积极献策，对朝廷政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直言敢谏不仅改善了当时的政风，也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宪宗与谏臣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了元和中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彰显了君臣一心、共治天下的理想局面。这种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使得元和年间政治相对清明，为唐朝的短暂复兴奠定了基础。
“元和之治”还强调节俭和清廉行政。宰相李藩曾建议厉行节俭，减少奢靡之风，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如放免宫女、拆除奢华的功德碑等，树立了节俭的典范。为了进一步节省开支，唐宪宗还接受了李吉甫的建议，整顿吏治，精简官员编制，降低薪俸。
与此同时，唐宪宗大力倡导清廉行政，一批以裴垍、辛秘、韦贯之、郑余庆等人为代表的清正廉洁大臣应运而生。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坚守廉洁自律的原则，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清俭率素”、“家无羡财”的高尚作风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尊敬，也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宪宗对这些清廉官员的高度信任和支持，使得他们能够在重要职位上充分发挥作用，为国家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批大臣不仅以其卓越的能力处理政务，更以自身的道德操守树立了榜样，彰显了元和年间政治清明的一面。他们的存在和努力，成为了宪宗时期吏治改革的重要支撑，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廉洁从政的典范。
宪宗皇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和减轻民众负担：
1. 任用贤能：任命裴垍为宰相，后者推行了减轻江淮地区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并规范了地方上的税收制度，使得当地百姓的生活压力有所缓解。
2. 边疆建设：李绛被任命为宰相后，在北方推动农业发展，通过开垦荒地养兵，既减少了政府开支，又增强了边防力量。他提出的营田计划成功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并提高了粮食产量。
3. 理财专家：李巽等擅长财政管理的人才也被委以重任。李巽作为度支盐铁转运使，不仅达到了以往难以实现的运输目标，还在短短几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税收。他还推荐了程异负责扬州地区的行政工作，后者对当地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整改。
4. 盐业收入：王播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报告指出在元和五年的盐业销售收入达到了六百九十八万余贯，显示了这一时期的盐业繁荣。
5. 农业丰收:到了元和六年，全国迎来了大丰收，粮食价格降至历史低位，每斗米的价格甚至低至二钱，这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条件的良好以及政策的有效性。这些举措体现了李纯时期对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关注与努力，也见证了唐朝中期的一些重要改革尝试。
宪宗离开后，唐穆宗继位，然而新朝宰相们的短视政策，导致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度叛乱。与此同时，元和年间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虽然表面上仍处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服从中央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