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9§打算从灵丘出发
§序§
虽然，中华大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但却饱受觊觎，屡遭欺凌！
《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可见华夏文明中很早就注入了不允许外来势力干涉本国事务的基因。
西汉名将陈汤在诛杀完北匈奴郅支单于后，代表大汉帝国明确宣示：“……宜悬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此宣示掷地有声，直到今日，还令人热血澎湃。
但历史却开了个玩笑，它没让大汉帝国把这份霸气坚持下来。
据《后汉书》记载：
……
公元155年，永寿元年，秋七月，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
公元156年，永寿二年，秋七月，鲜卑寇云中。
公元158年，延熹元年，十二月，鲜卑寇边。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春二月，鲜卑寇雁门。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六月，鲜卑寇辽东。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十二月，烧当等八种羌叛，寇陇右。
公元160年，延熹三年，正月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
公元160年，延熹三年，冬十一月，日南蛮贼率众诣郡降。勒姐羌围允街。
公元161年，延熹四年，五月，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
公元161年，延熹四年，冬十月，先零沈氐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
公元162年，延熹五年，三月，沈氐羌寇张掖、酒泉。
公元162年，延熹五年，秋七月，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
公元163年，延熹六年，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张掖。
公元167年，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
公元167年，永康元年，春正月，当煎羌寇武威。
公元167年，永康元年，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
公元167年，永康元年，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十二月，鲜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公元169年，建宁二年，十一月，鲜卑寇并州。
公元171年，建宁四年，冬，鲜卑寇并州。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十二月，鲜卑寇并州。
公元173年，熹平二年，冬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公元174年，熹平三年，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
公元175年，熹平四年，五月，鲜卑寇幽州。
公元176年，熹平五年，是岁，鲜卑寇幽州。
公元177年，熹平六年，夏四月，鲜卑寇三边。
公元177年，熹平六年，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公元177年，熹平六年，十二月，鲜卑寇辽西。
公元178年，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址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公元178年，光和元年，是岁，鲜卑寇酒泉。
公元179年，光和二年，冬，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公元180年，光和三年，冬闰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公元181年，光和四年，冬十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公元186年，中平三年，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公元187年，中平四年，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公元188年，中平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
公元188年，中平五年，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
仅东汉恒、灵二帝在位的公元146年到公元189年，就发生匈奴、羌、鲜卑等各胡反叛、劫掠、寇边近四十次。
从西北到东北，整条北境战线，几乎没有遗漏，都有战事发生。
以雁门为例，从光武郡治善无，到桓灵之际郡治阴馆，从“光武十五年二月徙民到两关以东”的内迁到“魏文帝移雁门郡南度句注，置广武”的南移。虽然也有徙后复归的情况，但改变不了汉末朝庭逐渐收缩边境防线的事实。再加上，为减轻军费负担，采用了有点缺陷的以夷制夷策略。
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匈奴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南匈奴不仅所在八郡免交税费，而且一边拿着大汉朝庭每年给的一亿多钱的输血，另一边还面朝广阔草原不断扩张收编，再加上东汉不断派兵支持。至和帝永元二年，据《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记载：“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随着南匈奴人口增多，实力增强，他们的小心思也逐渐活络起来。
从东汉永元二年至熹平六年，南匈奴驻地范围仍旧分布于北境八郡，但部分部落已有不臣之心，时有叛离之举。
如：永元五年的安国之乱，永元六年的逢侯之乱，永元八年的乌居战叛逃，汉安元年的吾斯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
在东汉朝庭与南匈奴赢得与北匈奴的战事后。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也正在悄悄兴起。作为北境侦察防守的力量，南匈奴在与鲜卑对立的同时，也加强了联系。
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
朝庭当然也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比如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军职；要求他们送侍子入朝；安排从事、掾史入驻参诉讼，察动静。还在渔阳置渔阳营，在五原置度辽营，在雍县置雍营，在长安驻虎牙营，在黎阳置黎阳营。
史书记载：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后汉书·孝安帝纪》：“建光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这些措施在当时来看，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这些措施仅仅只是战术性质上的预防，甚至有些措施，比如每年一亿多，免税等，还有些养老鼠咬布袋的嫌疑。
从整体上看，战略上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制度僵化，吏治不彰，民不聊生；土地吞并，隐匿人口，蓄养部曲；士族、世族、豪族为宗族私利，逐步侵蚀垄断国家权力；底层人民丧失的不仅仅只有机会，还有希望。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地区发展不均，内部顷轧攻讦，得利者与失利者对立加深，阶层分化明显，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让这个朝庭终究无法阻止局势恶化的脚步。
东汉朝庭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光和二年最后一任使匈奴中郎将张修的死亡而渐渐化为泡影。
《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二年，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有罪，下狱死。”李贤进一步解释：“时张修擅斩单于呼徵，更立羌渠为单于，故坐死。”
《资治通鉴》记载：“光和二年，五月，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呼征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死。”
张修擅杀的行为让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匈奴人失去对朝庭的信任，给那些想反叛的势力一个拉拢分化的机会。因此朝庭不得不处死张修以平息匈奴怨气。
张修死了，随之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以及紧接而来的各地烽烟，让东汉朝庭左支右绌。在张纯张举叛乱后，朝庭调南匈奴参与平叛，这竟成为压垮南匈奴与朝庭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南匈奴休屠各胡乘机反叛，攻杀郡守邢纪、并州刺史张懿和单于羌渠。而领兵在外的于扶罗也没闲着，一边向朝庭申诉，一边却与白波军一起进犯太原河东等地。
《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中平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
这一系列变化，让雁门关内外，几乎成为外族天下。又或者，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必须依附仰赖外族才能得以生存。
回到西汉时期，在《汉书·匈奴传》记载这么一件事：当单于驩喜上书愿保边塞安全，请西汉朝庭罢边备塞吏卒，以休人民时。天子下令大家商议。郎中侯应发言认为不可，其中就谈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盗贼桀黠，……，亡走北出，……”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出土的汉简中也间接证明边境现实的确如此，郎中侯应所言非虚。历史上，边境的这些情况是始终存在的。
如：《居延汉简》中，也出现了”出塞亡人从者丈夫女子““居延常安亭长王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常及客民赵闳，范翕等五人俱亡”等字样。
匈奴等外族也很聪明，他们明白汉朝文明强于他们，无论是纺织，还是冶铸，无论是医术，还是学问。因此有才能的逃亡者也很受重视。于是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造“区（殴）脱”，部署伏听者。以此为边哨驿站。首先是安全上的使用，其次便是用来接应逃亡者，有时甚至还会组织直接去汉地捕捉生口。
如《汉书·苏武传》记载：“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
而这边的东汉朝庭，对待逃亡者也不手软。
敦煌出土的汉简，有：“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障逢（烽）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绛（降）而贼杀之，皆要（腰）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字样。
张家山的汉简中，也有“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论。律：儋乏不斗，斩”的处决临阵脱逃者的记载。
百姓，生活困顿，可以选择冒险逃亡，也可选择困顿内徙南迁；而朝庭，有力量时可以“虽远必诛”，无力时也只能“和亲苟存”了。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选择。
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提到：“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延熹二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延熹六年夏，千馀骑寇辽东属国。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你打，他跑，你走了，他又回来。这种打法深得太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精髓。你要把女儿嫁给他，给他王位，他不要，反而看到你的软弱，变本加利的滋扰劫掠。
面对这样的情况，东汉朝庭也有努力过。《后汉书》记载：“熹平六年，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此次大败，让东汉再也无力阻止鲜卑在北境的劫掠。而百姓，则用自己的双脚投票。自从光武帝摆平南匈奴后，让“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之后，再一次出现北境流民潮。而这一次，不用官方的命令。
历史便在一次一次的选择中，决定了走向。虽然没有撤消行政区划，也有任命官员让其遥领，但边郡的实际管理权已不在朝庭手中。
在严耕望着《两汉刺史太守名录》中，汉末定襄，朔方，上郡等地郡守记录只到桓灵时期。
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亦可佐证。
如：“秦置三十六郡，雁门是其一焉。汉因之。后汉末，匈奴侵边，其地荒废。”
“繁畤县，本汉旧县，属雁门郡。汉末匈奴侵寇，旧县荒废。”
“崞县，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汉末荒废。”
“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
在《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二月初，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馀里，匈奴、诸羌，并擅其地，……”帝许之，悉听如所上，颎于是将兵万馀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
从这段汉恒帝与段颎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对于汉末北境沿线发生的欺凌劫掠，朝庭的处理方案是，让民内徙，出兵收复。
根据《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关、居庸关以东。”
既然要内徙，只能优先扩充边郡。原因嘛，司马彪给出了答案：“前书曰代郡有常山关，上谷郡居庸县有关，时胡寇数犯边，故徙之。”
常山关西、北、东三面有滱水环绕，关城则依山而建。据清代官修《畿辅通志》记载：“倒马关，在唐县西北百里。方舆纪要：倒马关即战国时鸿之塞，也记作鸱之塞，亦曰鸿上关。汉时谓之常山关，后汉书作唐关，在中人亭北百里。水经注：滱水东径倒马关，关山险隘是为深峭。元和志：倒马故关，在唐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山路险峭，马为之倒，故名。通鉴注：自蔚州广昌县东南山南出倒马关，至中山上曲阳县，关山险隘，石径逶迤，沿途九曲，诚控扼要地也。……，与居庸、紫荆称为内三关。”
可见，常山关凭借险峻山势，形成要冲。
这么危险，那徙民如何到达目的地呢？
由雁门平城到常山关除了绕道雁门关外，还有一条古道。
常山关正位于这条古道末端。它就是后来的灵丘古道。
不过，汉代的灵丘古道还仅仅只是山中樵路，一开始只是樵夫进山砍柴，或山中猎户行走的山路。但随着南徙的人多了，就如同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魏书·太祖纪》载：“（公元398年）天兴元年，春正月，东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馀里。”
《魏书·世祖纪》载：“（公元436年）太延二年，八月，世祖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莎泉道即灵丘道，在现灵丘县西黑龙河侧。
《魏书·高祖纪》载：“（公元482年）太和六年，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他们沿着前人开拓的痕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于让灵丘道出现在世人眼中。它北起平城，南越恒山，自灵丘以下，略循滱水谷道出太行山，南抵中山，是当时山西高原北部通向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灵丘道位于灵丘县。
灵丘县内万山环绕，滱水旋折，山脉自雁门发端，乱山横迤，由阴馆、汪陶至崞起北岳。南入卤城，东由灵丘嵬白、隘门等山，腾跃入五阮、常山。作为并冀幽三州交界地，北联云朔，西扼雁门，南入常山关，东通广昌。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不可避免成为部分内徙者的可选之路。
加上灵丘虽地居高脊，却存有盆地，虽处边陲，却属外三关关内。西望雁门，东趋五阮，峰回涧折，龙蟠虎踞，控险扼原，四面皆可制敌。可锁钥北门，扦卫西塞。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又使灵丘成为代雁之地的军事重镇。
据《灵丘县志》的边警记录：
汉高帝六年九月，冒顿入边。
文帝六年冬，北幕三万骑入云属，烽火通甘泉。
永寿二年，秋，七月，檀石槐寇云中，鲜卑寇云属，南抄缘边尽据故地。
唐高宗弘道元年五月，突厥入蔚属，杀掠吏民。
昭宗天佑十三年八月，契丹率十万入塞，破，蔚属悉为所有。
宋太宗雍熙三年五月，契丹尽陷蔚属，杀伤宋军数万。
宋徽宗宣和四年十月，金陷蔚属。未几，夏称藩于金，使使割云中地二千里畀之。
明景泰元年六月，掠蔚属。 正德九年七月，寇蔚属。
嘉靖十五年八月，由弘寺口入，寇掠灵丘，杀掳甚众。
嘉靖十九年七月，众十余万，分二路，一入宣府，一入弘寺口，掠浑源、灵丘，复由弘寺东口而出，杀掠甚众。
嘉靖二十年七月，由左卫猪儿洼入，掠灵丘诸处而出。
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入蔚三县，杀戮殆尽。欲叩紫荆关，马疲而去。
嘉靖三十二年，俺答大举入寇，分道掠灵、广诸处。
嘉靖天启六年，插由得胜口掠云属，滋杀而出。
嘉靖崇祯七年，由浑源至灵丘，焚杀甚众。
……
另，1937年9月，侵华日军攻占晋北重镇大同及周围各县，20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侵占灵丘。
……
可见，想要由北入侵中原，必侵灵丘，此处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
各位看官，这几千字洋洋洒洒看下来，会不会有个疑问：这作者倒底想表达什么？
从犯汉虽远必诛，到备受劫掠，从防线收缩，到以夷制夷，从投靠，到反叛，从张修，到羌渠，从天性，到选择，从措施，到内徙，从平城到灵丘道，从灵丘到灵丘边警。
本人认为，一个从弱到强，一个从强到弱，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中，边境游牧民族与汉朝实力的变化应该让我们警醒:为何拥有人口、物产、幅员优势的华夏，会在别人年复一年的觊觎中败下阵来，最终形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呢？
答案令人郁闷：制度僵化，上下异心，用人不当，进退失踞，贪腐渎职，鱼肉百姓，倾轧内耗，勾心斗角，争小利而失大义，贪苟且而舍图强，强者需索无度，弱者渺无生机，等等，最终损害国本，自我削弱，以至于无力应付外敌入侵，……。众说纷纭，文中也夹带私货略为提及一二，这里就不一而足了。
回归正题。如今，我们的主角正打算从灵丘出发，改写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