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80年，朕稳坐这大明的龙椅之上，俯瞰着这万里江山，心中既有对天下初定的欣慰，可也满是对朝堂局势的忧虑啊。这大明朝建立以来，丞相之位举足轻重，可那胡惟庸，身为丞相，却日渐骄纵，结党营私之举时有耳闻，朕隐隐觉得，这朝堂之下，怕是暗流涌动，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呐。
《明史·胡惟庸传》记载：“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至十八年，李存义为人首告，免死，安置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着。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着。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朕每每看着这记载胡惟庸案后续发展的文字，便觉当初废除丞相之举，虽事发突然，却也是势在必行，这一人之位，竟能牵扯出如此多的祸事，若不连根拔除，这大明的江山社稷怕是要被那等奸佞之徒给搅得乌烟瘴气了。
且说在这应天府里，有个名叫刘福的老吏，在衙门里当差也有好些年头了，为人老实本分，平日里就负责些文书的抄写、整理，以及案件卷宗的归档之事，虽身处这官场边缘，却也听闻了不少朝堂上的风言风语，对那胡惟庸丞相，心中也是有着几分复杂的看法。
刘福家中，妻子常劝他：“老爷，你在那衙门里，可莫要卷入那些是非之中呀，咱只求个安稳日子就好。”
刘福总是笑着点头应道：“娘子放心，我心里有数，咱这等小人物，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便罢了，哪敢去掺和那些个大人物的事儿呢。”
可这胡惟庸案，终究还是如那燎原之火，烧到了这应天府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刘福这般想置身事外的人，也难以逃脱其影响。
那日，刘福如往常一般，早早来到衙门，准备开始一天的活计。刚进大门，便感觉今日这衙门里的气氛格外凝重，往日里那同僚之间偶尔的谈笑风生全然不见，人人皆是面色严肃，仿佛大祸临头一般。
刘福心中纳闷，拉住一个相熟的小吏问道：“今日这是怎么了？怎的大伙都这般神色？”
那小吏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说道：“刘老哥，你还不知道呢，出大事儿了呀，那胡丞相被陛下拿下了，说是谋反呢，如今朝廷正在严查与他相关之人，怕是要牵连不少呐，咱这衙门里，人人都自危呀。”
刘福一听，心中大惊，瞪大了眼睛说道：“竟有此事？这胡丞相平日里看着也是风光无限，怎就谋反了呢，这事儿可不得了啊。”
小吏无奈地摇摇头，说道：“谁知道呢，反正如今这案子闹得沸沸扬扬，咱可得小心着点儿，别一不小心就被牵扯进去了。”
刘福听了，不禁暗自庆幸自己平日里本本分分，与那胡丞相也没什么交集，可心中也隐隐担忧起来，这案子牵连甚广，谁知道会不会牵扯到身边的人呢。
而在朝堂之上，朕听闻胡惟庸又有诸多不法之事，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胡惟庸捉拿归案。那胡惟庸起初还狡辩，高呼冤枉，可在诸多证据面前，也渐渐没了底气。
朕对着下方的大臣们喝道：“朕本以为这胡惟庸能辅佐朕治理天下，却不想他竟背着朕，结党营私，图谋不轨，此等不忠不义之人，绝不能留！朕要彻查此事，看看还有哪些人与他狼狈为奸，妄图颠覆我大明江山！”
大臣们个个噤若寒蝉，低着头，不敢言语，生怕这怒火殃及到自己身上。
刑部尚书硬着头皮出列，躬身说道：“陛下息怒，臣等定当竭尽全力，彻查此案，将涉案之人一一揪出，还朝廷一个清正廉洁之地。”
朕冷哼一声，说道：“哼，此事关乎我大明的根基，若任由这等奸佞之徒横行，那百姓何来安居乐业之说，朕给你等全权，务必查个水落石出，若有懈怠，朕唯你等是问！”
刑部尚书领了旨意，赶忙下去召集人手，开始对胡惟庸案展开全面调查。
这一查，可不得了，那胡惟庸的党羽，遍布朝堂内外，六部之中，多有与他暗中往来之人，地方上，也有不少官员受其拉拢，为他所用。
有个叫王二的六部小吏，本就是个贪图小利之人，平日里见胡惟庸势大，便主动巴结，帮着他传递些消息，收受贿赂之事也没少干。如今这案子一发，他吓得魂飞魄散，在狱中，对着狱卒哀求道：“官爷，我真的是冤枉啊，我就是个跑腿的，啥都不知道呀，都是胡丞相让我做的，我哪敢不听啊，您行行好，放了我吧。”
那狱卒却冷笑道：“哼，如今这案子闹得这么大，你说你冤枉，谁信呐，有啥话，等上了堂，跟大人们说去吧。”
王二听了，绝望地瘫坐在地上，心中懊悔不已，想着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这等大祸事之中呢。
而那些平日里与胡惟庸走得近的大臣们，此时也都人人自危，有的试图销毁证据，有的则四处托关系，想要为自己开脱，可这朝廷严查之下，又哪有那么容易逃脱的呢。
有个礼部的官员，平日里与胡惟庸有些交情，还收过胡惟庸送的几件稀罕物件，此刻，他在家中坐立不安，对夫人说道：“夫人呐，如今这胡惟庸出了事，我怕迟早要牵连到我呀，这可如何是好？”
夫人也是焦急万分，说道：“老爷，要不您去找找其他大人，看看能不能帮忙说说情，把这事儿给压下去呀。”
那官员苦着脸说道：“哪有那么容易，如今陛下震怒，这案子谁敢插手，只能听天由命了，唉，都怪我当初贪图那点小便宜，这下可好，怕是要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
随着调查的推进，这胡惟庸案的影响也逐渐蔓延到了民间。
百姓们听闻此事后，那是又惊又怒。
在应天府的街头，一位老者气愤地说道：“哼，这些个当官的，平日里就知道争权夺利，如今这胡丞相竟敢谋反，真是胆大包天，也不知道这朝廷最后会怎么处置呀。”
一个年轻后生也附和道：“是啊，咱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钱，都被他们搜刮去了，真希望朝廷能严惩这些坏蛋，也好让咱们往后的日子能好过些。”
可这案子越查越复杂，牵扯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那要追缴的赃款，数额巨大，朝廷派人去各地清查胡惟庸等人寄借的赃物，几乎遍及天下，这一来，不少中等人家也都受到了牵连，为了凑齐那被认定的赃款数额，不得不倾家荡产，一时间，民间也是怨声载道。
刘福在衙门里，看着那些被抓进来的涉案人员，心中满是感慨，他对身边的同僚说：“唉，这胡惟庸案，真是闹得鸡飞狗跳的，虽说严惩贪官是好事，可这牵连太广，也让不少无辜之人受了苦呀，只盼着这事儿能早日了结，朝廷能恢复往日的安宁呐。”
同僚也点头称是，说道：“谁说不是呢，这官场的事儿，真是复杂得很，咱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妙啊。”
而在这案件调查的过程中，朕也越发意识到，这丞相之位，权力过大，若再留着，日后怕是还会滋生出像胡惟庸这般的奸佞之徒，危害朝廷。于是，朕心生一计，决意借这胡惟庸案，废除丞相之位，将那原本集中于丞相手中的权力，分散到六部等诸多机构之中，让各部门相互制衡，皆直接对朕负责。
朕召集大臣们，宣布了这一决定，说道：“朕思来想去，这丞相之位，弊端颇多，易让那心怀不轨之人有可乘之机，即日起，废除丞相之位，六部等各部门当各司其职，勤勉理政，若有懈怠，朕绝不轻饶！”
大臣们听闻这一旨意，心中皆是一惊，可也不敢多言，纷纷应道：“陛下圣明，臣等遵旨。”
可这废除丞相之位，毕竟是朝廷的一大变革，起初，六部的官员们还有些不适应，以往许多事儿都习惯了先禀报丞相，如今没了这中间环节，直接对接朕，那办事的流程、职责的划分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重新梳理调整。
吏部尚书就曾对刑部尚书抱怨道：“老弟呀，如今这没了丞相，虽说权力是分散了，可这事儿也变得繁杂了许多，咱们这各部之间，还得好好磨合磨合，可别出了岔子呀。”
刑部尚书点头称是，说道：“是啊，这新规矩，还得慢慢适应，不过陛下既然做了这决定，定是有其深意，咱们尽力做好便是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部也渐渐适应了这新的权力格局，办事的效率也慢慢提高了起来，朝堂之上，那种因丞相权力过大而可能产生的专权、结党等乱象，也渐渐没了滋生的土壤。
而在民间，百姓们听闻丞相之位被废除，虽不太懂这其中的门道，但想着朝廷能做出改变，整治官场，总归是好事，对朝廷的期望也多了几分。
在这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也有着各自的权力架构以及处理官员贪腐、权力制衡等方面的情况，且与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与丞相废除有着诸多关联与可比之处。
在英国，当时正处于中世纪晚期，其权力架构主要是国王与贵族议会相互制衡。国王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需要征得贵族议会的同意，比如征税、对外宣战等事务。而贵族们则通过议会来维护自身阶层的利益，对国王的权力形成一定的限制。与大明因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将权力分散到六部等机构，由皇帝直接掌控不同，英国的权力制衡更多是基于封建贵族与王权之间的利益博弈，体现出不同国家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的差异，英国重贵族议会与王权博弈下的权力制衡，大明则重皇权主导下的部门分散制衡。
在法国，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国王的权力受到贵族、教会等多方面的制约。法国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制度，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王难以直接干涉。教会也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宗教事务以及部分世俗事务上有着话语权。在处理官员贪腐等问题时，往往需要国王与贵族、教会进行协商，很难做到像大明这般由皇权直接主导，借胡惟庸案果断废除丞相，进行权力的重新分配与整顿，体现出不同国家治理理念与权力处置方式的差异，法国重多方协商下的权力协调，大明则重皇权独断下的权力变革。
在奥斯曼帝国，其疆域辽阔，权力结构呈现出宗教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特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最高统治者，同时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在社会中有着重要地位，他们依据宗教教义，对世俗事务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如参与官员的选拔、监督等。在面对官员腐败等问题时，会综合考虑宗教教义、民族利益等多方面因素来进行处理，不像大明通过胡惟庸案，单纯从皇权对吏治的整治、权力架构调整的角度出发，体现出不同民族宗教构成与权力治理模式的差异，奥斯曼重宗教世俗多因素考量下的权力治理，大明则重皇权主导下的吏治与权力变革。
在威尼斯共和国，作为商业城邦，其权力主要掌握在商业贵族手中，通过商业议会来进行管理决策。商业议会负责制定城邦的商业政策、税收制度以及对外交往等事务，各个商业家族通过在议会中的影响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权力制衡方面，主要是不同商业家族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及商业议会内部通过选举、协商等机制来维持平衡。与大明废除丞相后，依靠六部等行政机构的分工协作、相互制衡不同，威尼斯更侧重于商业家族利益主导下的议会制衡，体现出不同发展模式与权力制衡形式的差异，威尼斯重商业家族利益博弈下的议会制衡，大明则重行政机构分工下的部门制衡。
在阿拉伯地区，部落众多，各部落内部有着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部落长老们掌握着重要的决策权，依据部落的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来治理部落。部落之间有时会通过联盟等形式形成一定的区域权力结构，但整体较为松散，缺乏像大明这样统一的、由皇权主导的权力架构。在处理部落内部的纷争以及权力腐败等问题时，也是依靠部落长老们的威望和传统的裁决方式，与大明借胡惟庸案进行全国性的权力变革、吏治整顿差异明显，体现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与权力治理形式的差异，阿拉伯重部落传统习俗主导下的分散权力治理，大明则重皇权统一规范下的权力变革与治理。
在日本，当时处于室町幕府时代，其权力结构呈现出幕府将军、各地大名以及武士阶层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的特点。幕府将军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各地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有着很大的自主权，武士们则依附于大名，为其效力。在处理政务以及权力制衡方面，幕府将军需要通过分封土地、赏赐等方式来维持与大名的关系，大名则依靠武士来维护领地的治安等事务。与大明废除丞相，强化皇权对朝廷各部门的直接掌控不同，日本的权力架构更侧重于封建等级秩序下的多层级制衡，体现出不同国家政治格局与权力制衡特性的差异，日本重封建等级秩序下的多层级制衡，大明则重皇权主导下的部门分散制衡。
在朝鲜李朝，秉持儒家思想，其权力架构以国王为核心，同时设有三司等诸多行政机构，以及依据儒家道德规范设立的言官体系来进行权力制衡。朝鲜李朝注重通过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官员的行为，言官们会依据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准则，对官员的不当行为进行劝谏、弹劾。与大明因胡惟庸案废除丞相，从政治权力架构调整的角度出发进行变革略有不同，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