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仕途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杨嗣昌中举人，这是他步入仕途的起点。四年后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他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获赐同进士出身，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明朝的官僚体系。此后，杨嗣昌开始了他多姿多彩的官宦生涯，先后担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等职位，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行政能力，也为他后来在户部任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嗣昌在户部的历练尤为重要，他先是在福建司和江西司担任主事及员外郎，后于泰昌元年（1620年）升任户部郎中，不久又迁至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在这个位置上，他展现了对财政管理的深厚理解，尤其是在处理边疆军饷问题上。当登莱巡抚袁可立因辽东战事紧急向朝廷请求拨款时，杨嗣昌及时上书，呼吁朝廷发放二十万两银子以稳定军心和民心，显示出了他对国家大事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洞察力。
然而，正当杨嗣昌在官场崭露头角之时，朝中政治风云突变。随着魏忠贤势力的崛起，朝堂之上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避免卷入这场政治旋涡，杨嗣昌选择了明哲保身，以病为由辞官归乡，与父亲杨鹤一同隐居在湖南武陵，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这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考量，也是对家族未来的保护。
在隐居期间，杨嗣昌并没有完全远离政事，而是利用自己在户部积累的丰富经验，开始整理和总结有关边疆财政和军事后勤的知识。他编纂的《地官集》二十卷，系统地记录了他在户部工作时对于边疆事务的观察和思考，这份着作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成就的体现，也为后人研究明末边防政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获任边寄
天启七年（1627年），随着信王朱由检即位为崇祯帝，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被排挤的杨鹤、杨嗣昌父子迎来了新的机遇。崇祯帝对杨嗣昌的才华早有耳闻，尤其对其着作《地官集》印象深刻，这促使杨嗣昌得以重新启用。崇祯元年（1628年），他被派往河南汝州道分巡，翌年冬又调任霸州兵备道，负责地方军事与治安。
崇祯四年（1631年），杨嗣昌升任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负责关键边防区域的安全。然而，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他的父亲杨鹤因招抚农民军首领神一魁失败，被判死刑。杨嗣昌深感忧虑，多次上疏请求辞职，愿意以自身官职换取父亲的性命。崇祯帝被其孝心所感动，最终赦免了杨鹤的死罪，改为戍守江西袁州，并劝慰杨嗣昌继续为国效力。
崇祯五年（1632年），杨嗣昌被委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要职，负责提督军务。在任内，他积极整饬防务，加固山海关两翼城，显着提升了边疆的防御能力。崇祯七年（1634年），他更进一步，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频繁上疏讨论边防策略，提出开矿招工的创新思路，以削弱潜在的叛乱势力。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展示了杨嗣昌的治理才能，也加深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
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未结束。崇祯九年（1636年），关外满清入侵，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国家陷入危机。崇祯帝决定起用杨嗣昌，命其接任兵部尚书。面对如此重任，杨嗣昌曾三次上疏请求辞让，但都被崇祯帝拒绝。次年三月，杨嗣昌抵京履新，直接进入政治决策的核心，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阶段。
三、张网剿寇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之时，明王朝正遭受内外交困。外部，满清的铁骑频频南下，威胁京师安全；内部，以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原地区流动作战，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杨嗣昌上任之前，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败起义军，生擒高迎祥，使得局势暂时有所缓解。然而，杨嗣昌在守制期间已对时局进行了深入思考，他深知国家面临的危机，并且具备出色的口才和笔力，每次面见崇祯帝时都能条理清晰地陈述观点，与前任兵部尚书的木讷形成鲜明对比，深受皇帝赏识。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攘外必先安内”，二是“足食然后足兵”。他主张先与清朝议和，以稳定京畿周边局势，集中精力对付内部的农民军。同时，他提议增加兵力和军饷，采取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包括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等方法。崇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先后向民间加派剿饷和练饷，试图通过充实军力来解决内乱。
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是其战略的核心。该计划依赖于总督洪承畴和总理王家桢的配合，但在杨嗣昌看来，王家桢能力平平，无法胜任重任，于是经由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推荐，向崇祯帝举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熊文灿在围剿农民军方面颇有建树，使得各地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对农民军的围剿取得了明显进展。
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地区的农民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接受熊文灿的招抚，但杨嗣昌基于父亲杨鹤招抚失败的经验，对张献忠等人持怀疑态度，主张他们必须“杀贼自效”才能获得信任。然而，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求成，对张献忠的信任超过了杨嗣昌的警告。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而张献忠则是假装投降，最终与李自成联手，对明朝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杨嗣昌的战略指导下，农民军的势力一度受到严重打击，尤其是李自成，在洪承畴和孙传庭的追击下，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时，仅剩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形势看似一片大好。然而，杨嗣昌所期待的“十年不结之局”即将收尾之际，农民军的再度崛起彻底改变了明朝的命运，使得杨嗣昌的努力最终未能挽回明朝的颓势。
四、和戎失利
在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期间，他不仅致力于平定国内农民起义，同时也着手处理明朝面临的外部威胁——满清。崇祯十一年（1638年），杨嗣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应先与清议和，以减轻外部压力，集中力量应对国内的农民军。五月，崇祯帝在中极殿举行策试，主题围绕“剿兵难撤、敌国生心”。杨嗣昌在策论中巧妙引用历史上的天象异象与异族关系，如东汉日蚀火星与南匈奴的议和，以及宋太宗月蚀荧惑与辽军战败的故事，以此暗喻其对清和议的立场。尽管朝中多数大臣反对，但崇祯帝对杨嗣昌的主张颇为赏识，加之杨嗣昌无党无偏、勇于担当，皇帝对他的信任进一步加深，六月便将其提拔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继续执掌兵部事务。
事实上，杨嗣昌早已在私下里推动议和事宜。同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遣盲人卦师周元忠前往沈阳，试探满清口风，皇太极对周元忠礼遇有加，并表示若议和达成，将撤兵东归。杨嗣昌得知后，立即建议崇祯帝授权方一藻和太监高起潜便宜行事，推进议和。皇太极的回信强调，若不允和谈，夏季秋季将有所行动。杨嗣昌极力促请崇祯帝抓住机会进行和谈，但皇帝仅命令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的议和主张公开后，朝中掀起轩然大波，众多大臣猛烈抨击，其中以少詹事黄道周最为激烈。表面上，黄道周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质上是反对与清议和。崇祯帝于七月召集众臣于平台，令杨嗣昌与黄道周当面对质。黄道周从纲常伦理出发，指责杨嗣昌忠孝两亏，杨嗣昌则反击黄道周曾为“杖母烝妾”的郑鄤辩护，称黄道周自认“不如郑鄤”，即不如禽兽。最终，崇祯帝偏向杨嗣昌，贬斥了黄道周等反对者。
然而，尽管杨嗣昌躲过了弹劾，崇祯帝因群臣的反对，未对和谈给予明确支持，导致与清的议和停滞。皇太极见状，于同年九月发动大规模入侵，即戊寅之变。明廷内部政见不一，杨嗣昌、高起潜与总督卢象昇之间协调不力，卢象昇最终在巨鹿贾庄战死，数十座城池相继失守，近五十万民众被俘。次年三月，清军撤退，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遭弹劾，但崇祯帝依然庇护他，感叹议和之事几近成功，却被“几个黄口书生”所误，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五、南下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年），随着戊寅之变的发生，明朝的内外局势急剧恶化。杨嗣昌原本的和谈计划和“十面张网”战略均告失败，农民军的死灰复燃，尤其是张献忠在谷城的再次起兵，使整个中原地区重新陷入战火。杨嗣昌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朝中言官要求追究其责任，他自己也多次上书请求辞职。然而，崇祯帝仅以贬斥言官和暂时降职的方式回应，不久又恢复了杨嗣昌的官职。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杨嗣昌推荐傅宗龙接任兵部尚书，而自己则主动请缨，于同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授予督师之职，负责平定农民军，以尚方宝剑象征皇帝的权威。
在崇祯帝的饯行仪式上，杨嗣昌被赋诗鼓励，随后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京城，前往湖广襄阳设立行营。在那里，他迅速组织兵力，准备对张献忠的农民军进行围剿。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左良玉在川东玛瑙山大败张献忠，取得了初步胜利，俘获了张献忠的妻妾和军师，这一消息令崇祯帝大为振奋，不仅嘉奖了左良玉，还亲笔致信慰勉杨嗣昌。
然而，杨嗣昌在处理将领关系上显露出了不足。最初，他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后又因左良玉难以驾驭，转向陕西将领贺人龙，提议由贺人龙接替左良玉。但当崇祯帝批准后，杨嗣昌又改变主意，担心左良玉不满，再次上疏请求维持左良玉的原职。这种反复无常的做法令左良玉和贺人龙都感到不满，导致二者都不愿听从杨嗣昌的调度。此外，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也对杨嗣昌阳奉阴违，借口粮食补给困难而按兵不动，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力不足为由撤回陕西，使得杨嗣昌在川东的部署陷入困境。
张献忠利用明军的混乱，与罗汝才会合，在大昌县土地岭击败明军，再次扩大了农民军的势力范围。杨嗣昌面对这一局势，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但邵捷春等地方官员的无能和不合作，使得明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杨嗣昌虽处决了逃跑的将领邵仲光，但仍无法阻止张献忠的进军，农民军一路西进，势如破竹。
杨嗣昌的督师行动并未如预期般顺利，他坚持的尾随紧迫战术，不仅未能有效遏制张献忠，反而使明军疲于奔命，士兵们在风雪中艰苦行军，士气低落。张献忠甚至创作顺口溜嘲笑明军的被动局面，反映出杨嗣昌在战略和人事管理上的失误。
六、身死沙市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农民军的连续胜利，对明朝构成了致命的打击。正月，张献忠在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部队，随后迅速向襄阳进发。与此同时，李自成趁左良玉与杨嗣昌之间矛盾激化之机，从奉节鱼腹山突围，转战河南，攻占洛阳，处死了福王朱常洵，此举震惊全国，加剧了明廷的危机。
二月初四日夜晚，张献忠奇袭襄阳，一举攻陷这座杨嗣昌认为固若金汤的城池，襄王朱翊铭不幸遇害。有传言称，张献忠在处决朱翊铭时曾言：“吾欲斩杨嗣昌头，而嗣昌远在川，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这一事件对杨嗣昌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时的杨嗣昌，已是白发苍苍，疾病缠身，身心俱疲。他在正月八日给崇祯帝的奏折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形容自己“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并为襄库饷银匮乏而忧愤不已。
随着洛阳、襄阳的相继失守，以及两位藩王的遇害，杨嗣昌的精神支柱彻底崩溃。在追赶张献忠的途中，他得知这些消息后，深感无颜面对君主和社稷，从此不再进食，直至行至荆州沙市徐家园时，病情急剧恶化，卧床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所有事务托付给了监军万元吉，并通知家人前来见他最后一面。三月初一日，杨嗣昌在沙市逝世，关于他的死因，有自缢或服毒的传闻，但实际可能是因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大打击所致。
杨嗣昌的去世引起了崇祯帝的深切哀悼，他亲笔撰写祭文，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傅，并表达了对杨嗣昌能力的认可和怀念。尽管皇帝也曾考虑追究杨嗣昌在襄阳失守中的责任，但最终以“议功”之例，免除了对杨嗣昌的追责。面对朝臣对杨嗣昌的攻击，崇祯帝一概不予理会，甚至在宫内训斥那些上疏攻击的臣工，指责他们意图沽名钓誉，并强调杨嗣昌是自己亲自选拔的，即使用兵不效，也应由皇帝自行裁决，显示出对杨嗣昌的保护。
结语
杨嗣昌的故事，如同一部浓缩的历史长卷，记录着明末社会的动荡与变迁。在那个英雄辈出、奸雄并起的时代，杨嗣昌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与责任的含义。尽管他的名字在历史上褒贬不一，但无疑，他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了解和反思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