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宫即位
朱由校的即位过程，紧密地与“红丸案”和“移宫案”两个历史事件相连。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后，其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其短暂的统治充满了争议与谜团，尤其是围绕其突然死亡的“红丸案”。
光宗朱常洛的宠妃西李 选 侍 ，原本欲借光宗的宠爱封为皇贵妃，甚至觊觎皇后之位。然而，光宗的突然病重打断了这一切。据传，郑贵妃指使太监崔文升以通利药（大黄）给予光宗，致使其连泻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随后，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所谓的“仙丹”，光宗服后于九月初一驾崩，时年三十九岁。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被后世称为“红丸案”，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
光宗去世后，西李选侍与皇长子朱由校一同居住在乾清宫。朝臣们担心西李选侍会干预朝政，尚书周嘉谟等人上 疏请求她迁出乾清宫，移居哕鸾宫。刘一燝与内监王安设法让朱由校离开乾清宫，将其安置在慈庆宫，即太子寝宫。在众大臣的共同推动下，西李选侍被迫迁出乾清宫，从而避免了可能的政治危机，这一事件即“移宫案”。
九月六日，朱由校返回乾清宫，正式登上皇位，改当年八月后的年号为泰昌，次年改为天启。即位后，朱由校立即采取行动，逮捕了辽东总兵官李如柏，并在十月时将祖父万历皇帝和祖母孝端显皇后合葬于定陵。此外，他还任命辽东巡抚兵部侍郎袁应泰接替熊廷弼，负责辽东的防务。
二、从政之初
朱由校即位初期，面临着复杂的宫廷与朝政环境。在经历了“移宫案”后，熹宗在内廷缺乏依靠，转而倚重乳母客氏与太监魏进忠。魏进忠，后改名为魏忠贤，逐渐掌握了宫中大权，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客氏与魏忠贤联手，形成了“客魏”联盟，他们在内廷的权力日益膨胀，与朝中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东林党人占据朝中要职，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孙承宗、袁可立等均在重要岗位上任职，使得朝政一度较为清明。然而，客氏与魏忠贤的势力不容忽视，他们通过打击东林党人，逐渐掌控了朝廷，导致厂卫机构横行，朝纲混乱。
在外部，辽东局势紧张。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沈阳，明军损失惨重。随后，努尔哈赤夺取辽阳，经略袁应泰自杀殉国。为应对危机，熹宗再次启用熊廷弼，委以重任，熊廷弼在辽东展开了积极防御。同时，熹宗提拔毛文龙，派遣其驻守镇江，加强沿海防御。
然而，次年（1622年），后金军攻势不减，西平堡、平阳桥等地接连失守，明军将领战死沙场。王化贞与熊廷弼不得不撤回关内，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同年，熹宗任命袁可立为右佥都御史，负责登莱地区的军务，以加强对山东沿海的防御。同年八月，皇五弟朱由检被封为信王。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掌握了东厂的控制权，开始利用阉党的力量对抗东林党。此时的熹宗，更倾向于木工技艺，而非处理政务。每当他沉浸于木工时，魏忠贤便趁机奏事，熹宗往往不耐烦地回应，授权魏忠贤自行处理。这给了魏忠贤机会矫诏擅权，排挤东林党人，导致朝政腐败，东厂番子横行无忌。
三、党争祸国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朝廷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列举了其二十四条大罪，试图揭露魏忠贤的罪行。然而，熹宗朱由校并未采纳这些意见，对魏忠贤的信任依旧。随后，朝廷对反对魏忠贤的大臣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陈于廷、杨涟、左光斗等官员被削职为民，魏忠贤的权力愈发巩固。
魏忠贤的权力膨胀到了极点，他不仅在朝中一手遮天，还被称为“九千岁”，各地纷纷为他建立生祠，以示尊崇。与此同时，客氏在后宫中兴风作浪，不仅操控皇帝的后宫生活，还涉嫌谋害怀孕的妃子，甚至影响到皇后，其野心昭然若揭，意图模仿古代的权臣吕不韦，掌握朝政大权。
魏忠贤及其阉党不仅清除异己，还加剧了对民众的压迫，使得社会经济陷入困境，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东林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相继遭到迫害，最终在狱中含冤而死，标志着东林党争达到了高潮。
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进一步清洗政敌，杨涟等人被捕入狱后不久即遭杀害。朝廷还下令捣毁东林党讲学书院，彻底切断了东林党的根基。同时，魏忠贤利用辽东战败的机会，将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熊廷弼定罪处死，其首级被传至边疆示众，以此震慑朝野。
在魏忠贤的操控下，兵部尚书高第被任命为蓟辽总督，而曾为辽东防务做出贡献的孙承宗被迫退休。高第在任上表现出色的怯懦，命令关外各城守军拆除防御设施，撤入关内，放弃了包括锦州、右屯和大、小凌河在内的多个战略要地。唯有袁崇焕坚守宁远，坚决抵抗，成为了那段黑暗时期中的一抹亮色。
四、险象环生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明朝面临了自辽东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后金的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气势汹汹地向宁远城发起进攻。守卫宁远的明军由总兵官满桂和宁前道参政袁崇焕共同指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袁崇焕临危不乱，果断召集诸将商讨对策，决定实施坚壁清野策略，动员全城军民共同守城。
袁崇焕的坚定与智慧，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他充分利用宁远城内的红衣大炮，对后金军造成了沉重打击。经过数日激战，努尔哈赤的军队遭受重创，最终被迫撤退，明军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明朝士气，袁崇焕也因此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专理辽东军务，成为明朝在辽东防务的中流砥柱。
然而，就在宁远大捷之后不久，明朝京师北京却遭遇了一场神秘的灾难。同年五月，北京王恭厂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爆炸事件，史称“天启大爆炸”。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爆炸瞬间，狂风骤起，天空昏暗，无数的人、畜、树木和砖石被卷入空中，随后坠落，数万间房屋被夷为平地，死伤人数超过两万。更为诡异的是，爆炸中心地带竟然“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衣物、首饰和器皿等物品被抛至远处的西山，就连在紫禁城修缮围墙的三千工匠也未能幸免，纷纷从脚手架上坠落，场面惨烈。
此次爆炸事件的成因至今未有定论，当时的解释多归咎于天怒人怨或是火药库的意外爆炸，但这些说法都无法完全解释现场的种种奇特现象。事件发生后，天启皇帝朱由校不得不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以安抚民心，缓解社会的恐慌情绪。
同年夏天，北京及周边地区又遭遇了自然灾害的连锁反应，先是京师爆发洪水，随后江北、山东等地出现旱灾和蝗灾，秋季时，江北再次遭受大水，河南地区亦出现严重的蝗灾。
五、兄终弟及
天启五年（1625年），朱由校的一次意外事故，成为了其健康恶化的转折点。在一次出游西苑时，他不慎落入水中，虽然最终被救起，但这一事件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健康隐患。自此之后，朱由校的身体状况日益下降，尽管多方寻医问药，病情仍未见好转。尚书霍维华推荐的“灵露饮”一度让他精神振奋，但长期饮用后，反而导致了肿胀病，使得朱由校逐渐全身水肿，最终卧床不起。
天启七年（1627年），朱由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在八月十二日，他于乾清宫召见了内阁大臣和科道诸臣，表达对魏忠贤和王体乾的信任，甚至封魏忠贤侄子魏良栋为东安侯，这显示了他在病重之际仍对魏忠贤等人保持依赖。然而，朱由校心中清楚，国家不能无主，于是他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五弟信王朱由检。
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在乾清宫驾崩。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朱由检召入卧室，寄予厚望地说：“来，吾弟当为尧舜。”这不仅是一种深切的嘱托，也是对朱由检治理国家能力的认可。次日，朱由校再次召见内阁大臣黄立极，表达了对朱由检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乐观，他说：“昨天召见了信王，朕心甚悦，身体觉得稍微好些了。”
朱由校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位，改年号为崇祯，开始了新的统治时期。同年十月，朱由校被追尊为“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庙号熹宗，安葬于明十三陵之德陵，完成了从兄终到弟及的皇位传承。
六、酷爱建筑
朱由校，这位在位期间明朝风雨飘摇的皇帝，却有着与寻常帝王截然不同的个人兴趣——建筑与木工。他的这一爱好，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后世提及明熹宗，往往离不开“木匠皇帝”的绰号。
朱由校对建筑的痴迷，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研究，他更是一位实践者。他亲手设计并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建筑模型，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一处仿造乾清宫的小型宫殿。这座宫殿虽只有三四尺高，但结构精细，布局巧妙，其精巧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充分展现了朱由校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天赋。此外，他还创作了一座沉香木假山，假山上的池塘、亭台楼阁等景观雕刻得栩栩如生，细腻入微，堪称艺术珍品。
朱由校对体育活动也颇感兴趣，特别喜爱蹴鞠（即古代足球）。为了满足自己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他亲自设计并建造了五座蹴园堂，供自己和宫中的太监们进行蹴鞠比赛。这些建筑的设计既考虑了实用功能，又融入了他对美的追求，体现了朱由校在建筑艺术上的独特见解。
除了个人爱好，朱由校对朝廷的重大建筑工程也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天启五年至天启七年间，明朝对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朱由校不仅对这些工程给予了高度关注，甚至亲临施工现场，从起柱、上梁到插剑悬牌，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显示出他对建筑工艺的深厚兴趣和专业素养。
七、喜好男色
在晚明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同性恋情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社会的宽容，甚至在文人雅士之间形成了一种风雅之事。明熹宗朱由校，这位在位期间明朝面临重重危机的皇帝，却以一种非传统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的情感世界中，对男性的偏好尤其引人注目。
朱由校对女性的兴趣似乎并不浓厚，史料中多有记载他“厌近女色”、“上不好女色”。这种对异性情感的淡漠，在封建社会中显得颇为另类。然而，他的情感世界并未因此而空白，相反，他在宫中找到了一位特别的伴侣——一位名叫高永寿的太监，因其容貌秀美，举止温婉，被宫中人亲切地称为“高小姐”。
高永寿与朱由校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常规的君臣界限，两人时常一起嬉戏游玩，形影不离。在宫廷宴会中，如果高永寿没有出席，整个宴席似乎都会失去几分光彩，这足以说明高永寿在朱由校心中的地位。然而，好景不长，高永寿不幸在一次戏水时溺亡于西苑，这一悲剧深深触动了朱由校的心弦，他悲痛欲绝，为高永寿举行了隆重的法事，放河灯以追荐亡魂，足见其情感之深。
这种特殊的感情，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虽未遭到公开的谴责，但无疑也为朱由校的个人形象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秦徵兰在其着作《天启宫词一百首注》中描述的这段情事，以及刘城的诗句“汉帝椒风绝等侪，六宫粉黛枉金钗。高家小姐蛾眉好，那用凌波窄锦鞵。”，无不透露出朱由校对男性之美的独特欣赏，以及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某种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