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7年7月20日，成都，蜀国公府。大顺蜀国公、四川节度使刘忠贵正在与自己的首席幕僚、节度掌书记刘奇谈话。
“大帅，镇内迭经大战，至今未能恢复。我曾经下去走过一遭，只见军士疲惫，民力穷困，士绅不安，如此情形，当镇之以静，万不可再动刀兵啊。”刘奇坐在一张绣墩上，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哈哈，子悠何出此言啊？”刘忠贵闻言一笑，回道：“我也不是那不识道理的人，镇内情况如何，我一清二楚。今天找你来，不是为了打仗，且放宽心吧。我只是想与你合计合计，看看能不能挤点银钱出来，修几条通往北边的路。”
“这……”刘忠贵闻言一阵苦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蜀国公找他确实不是为了打仗，但修路所耗费的民力、财力可未必比打仗少多少啊。
幕府虽然占了半个云南，但富饶的昆明及左近地区却被迫让给了朝廷，只得了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之地。长远来看或许有益，但短期内却无法给幕府提供多少钱粮，弄不好还得补贴进去。另外，川南一带清剿土司的战斗虽然已近尾声，但依然需要派兵驻防，死伤的团结兵士卒也要予以抚恤。在云南收编的数万前明降军被打散安置到了这些土司旧地，结果土客矛盾频生，械斗三天两头上演，幕府不得不持续贴补钱粮以让这些汉人在当地站稳脚跟，总的说起来花钱颇多。川中虽然自古富庶，但也经不起如此折腾，成都幕府的财政现在已经紧绷到了很危险的程度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四川幕府为了搞钱而兴办的大量企业。这些企业有的事官督商办，有的直接是官府投资，耗资不少。还好，川中自古富裕，茶叶、盐、木材、药材、粮食、锦缎及其他日用品自古以来就行销各方，四川幕府的这些投资还是赚了不少钱的。而既然这些产业能赚钱，那么刘忠贵和刘奇二人也没什么好犹豫的，继续砸钱扩大规模便是了。这不，从昆明缴获的大量金银很快就投入到了这个无底洞里面，可谓坚决果断。
不过这也没办法。现代战争实在是太花钱了，由不得刘忠贵不这样。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打仗固然也很花钱，但远没有如今消耗这么大。那会如果将领狠一点的话，根本就不用发军饷，只要有粮食就够了。至于钱，呵呵，直接去敌人那里抢便是了！成本多低，是不是？
但现代战争不能这么打了。首先这种只发口粮的蝗虫军队战斗力过低，不能和经受严格训练的现代军队媲美，遇上了往往就是一击即溃。其次，现代战争对火药、炮弹、药品、食物、装具、运输工具等物资的消耗量大增，以至于到了一个惊人的地步，堪称是吞金巨兽。以四川幕府为例，即便他们每年拼命自产，同时也接收长沙朝廷接济的大量装备、弹药，但他们仍需从东岸人那里采购超过一百万两银子的各色军资，财政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一个农业国却用工业国的方式作战，能不感到吃力么？东岸共和国就不谈了，以欧洲的英国人为例，人家的军队也是现代化装备、现代化打法，但人家工业生产效率高，枪炮、弹药、装具的生产成本不知道比你一个农业国便宜多少倍，同时社会整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极强，国家税收水涨船高，自然不像你这么吃力了。
以农业国的物质基础玩工业国的战争方式，如果家里没矿的话，确实是很苦逼的。后世满清举全国之力，也只养了北洋军六个镇又两个混成协就是例子，同样的钱在隔壁日本可以养多少军队呢？人家日本兵装备不比你差，训练比你勤，还花费重金从美国引进罐头生产线，普通士兵也能吃海鱼罐头、黄豆牛肉罐头，结果单个士兵花的钱还比你少，何也？人家社会工业生产能力高，创造财富的能力强，同样一两银子所产生的作用天差地别。
四川幕府如今也是这么个情形。他们拼命从东岸人那里倒腾二手甚至是三手设备（本土淘汰给登莱，登莱再淘汰给成都），建立了成都制造局（含枪局、炮局、药局和杂事局），生产紧缺的军事装备。无奈生产成本极高，同时产能也远远不足，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向外采购。
刘忠贵当然想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他没有办法。川中熟读四书五经的一大堆，搞工业的人才却少得可怜，根本支撑不起多大规模的军事工业。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东岸人的帮助下，依托本地优势建立起了一系列轻工业作坊，大量出口绸缎、精盐、药材、茶叶、粮食换取宝贵的金银，以弥补每年购械方面的巨大亏空。
这次打完云南之后，缴获甚众。刘忠贵欣喜之下，让刘奇张罗着扩大这些产业的规模。所需机器全部由东岸人出售，甚至他们还派出了五十名幼童到登莱学习，很是花费了不少钱，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雄心。
结果今天呢？刘忠贵似乎后悔了，想要挪用一部分资金修建战备公路，但这又怎么可能呢？向东岸人订购机器的钱已经给出去了，他们向来是货到付款的，你不要了他们也不会退钱。另外，花在南方土司旧地上的移民安置费用也不能省！近些年四川大搞经济作物种植，一会发展蚕桑，一会引进东岸棉花，总之是忙得不亦乐乎，粮食种植面积直线下降。这会好不容易才南边开垦了些良田种植粮食，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大帅，现在能挤出来的，也就南边数府的‘莠民钱’。但大帅，这钱动不得啊。”想了半晌后，刘奇还是出言劝阻道。
所谓“莠民钱”，其实就是移民安置费。成都幕府这两年陆续裁汰了数万南明降兵，同时还有大量从土司手里解放出来的地方少数民族。对这些人，刘奇是有一个长远的规划的，即择地“开垦荒地，安插莠民，化莠为良”。说白了，就是把这些不是很可靠的民众安插到原来的土司辖区，拣选合适的地方开垦荒地，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秩序，如此花个一两代人的时间，差不多就彻底消化了，成了四川幕府稳固的农产品基地。
应该说，刘奇虽然大力奔走操办工商事务，但他还是有些以农为本的思想的。他读过一些东岸人的书，也从私交很好的东岸朋友听取过建议，比如前成都商站站长陈明就对说：“需要对农业部门进行根本的改组，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粮食，为增加的产品提供一个足够容纳它们的市场。现在四川的商品市场受到农村低水平实际需要的限制，由于技术没有进步，过多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这威胁到了四川新政的持续发展。”
刘奇很好地吸取了这些建议，并在四川境内大力推广新农业技术，提高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如他曾经大力推广过“东棉”，即从东岸引进棉花种子，在四川种植。他认为东棉“棉丛高、叶茂、朵大、棉多、绒细而长，色泽白亮，产量是华棉的两倍之多”，结果在那次灾难性的推广中，因为种子下发时已逾节候，并且栽种过密，阳光不足，同时当地气候环境可能也有所不利，因此“棉桃多不能开”，损失不小。
好在刘忠贵十分信任他，认为万事开头难，以后持续改进就行，让刘奇感动不已。因此，他痛定思痛之下，从宁波重金聘请了一些农学专家，在成都开办农业学堂，专门教授农学、园艺学、农化、植物、养蚕、畜牧、水产、土壤、测量、气象、农工、农政等十多门课程，并亲自兼任山长，各种农业实践活动、采买新式农具、印刷农业书籍、开办《四川农学报》等所需的费用，他一概批准，从不否决，可见其重视程度。
如此数年之后，四川的农业产量有了不小的提高（但距登莱还有很大的差距），于是刘奇在重庆创办了四川劝业场，陈列川中的谷、果、茶、麻、油、桑、漆、竹、木等，标出价格，注明产地，供包括东岸商人在内的外商参考，以加大四川农产品的出口力度。
当然刘奇最重视的还是粮食的种植。这无关其他，而是出于传统士人的本能。中国自古以来因为饥荒而造成了多少问题，刘奇熟读史书，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因此，在看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大大增加之后，他有点担心——讽刺的是，经济作物产量的增长正是刘某人一手推动的——因此他趁着改土归流的机会，在南边不断安置降兵和解放的土司奴隶，扩大粮食作物的面积。这“莠民钱”，就是花在这里的，几乎每年都有，且数额颇大，毕竟这还承担着“化莠为良”的同化使命呢。
今天刘忠贵找他要修路的钱，刘奇想来想去，能挤出来的基本只有这里了。但他十分不情愿，认为从长远来看对四川有害，不值当。不过他也清楚自己的主公修路是为了北伐汉中，是为了王图霸业，这事的优先级显然比移民同化要更重要一些。
没办法，只能挪用一部分了。而且，今后“莠民钱”的数额大概率也要被极大压缩了。盖因北伐汉中，这战事烈度可小不了，天知道要打几年，要花费多少钱，要征用多少夫子。
这个世道，想休养生息喘口气是真的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