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古人没有用惯EXCEL所培养出来的数据统计思想、导致很多政策分析不容易做,李素也只好认了,换别的办法解决。
好在这是第一次,在文部建档的过程中,本来就没有对考生资格做硬性要求,所以只要吸取经验,为下次做准备就好。
李素便吩咐道:“以后让文部做档案的官员,多上点心,每年档案收上来之后,还要做个数据统计表。今年年龄在多少到多少区间段内的考生,一共多少名,占总考生人数比例几成几。
其他几个重要数据,也一起统计了,比如考出来之后,每个州郡与其他州郡的高分比例、名次占比。要学会用数据定量去分析科考,这样才好为来年慢慢优化政策找依据,让改革渐进一些、兼顾平衡各方利益,否则不成了拍脑袋行政了。”
邓芝听了,不由再次心悦诚服:司空真是远见卓识,见微知着,能料到将来那么远的隐患。
毕竟汉末的行政人才能想到定性分析就很不错了,哪有为了政策修正调研而做定量数据分析的。这个施政思维就超前了不止一个时代。
当然了,邓芝做李素的主簿那么多年,这种心悦诚服的瞬间已经出现了N次了,他每每都能遇到领导高屋建瓴、神来一笔的时刻。
分析完考生年龄之后,李素发现年轻人果然太多,也关照了一条补救措施:明年开始,要出台明确的政策,对于过于年少之人参考并中举后的授官管理办法,要额外增加把关。
直接禁止低龄考生参考、或者限制低龄考生被举的比例,这肯定是不对的。毕竟历史上真有少年天才,梁启超就是十三岁中的举。
所以李素的想法只是对这些“因为年纪小,肯定缺乏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肯定存在高分低能问题”的考生,采取暂时降低授官级别、强制增加工作实习期,让他们多积累工作经验,再走到领导岗位上去。
凡是考中时年纪不满18岁的,一律降半级作为郎官实习两年,积累够了实际政务经验后才升回原定考过授官的级别。这样也防止少年冲动鲁莽的人直接独当一面负责政务。
这些邓芝都一一记下,表示立刻去安排。
……
邓芝领命之后,李素又叫住他,最后补充交代了几句:“对了,把明算科数学考最好的几个考生,还有明法科刑律考最好的几个考生,拉出来,让他们十天后再陪考一场宾功科的同科目。”
邓芝一惊:“这些人不是已经考中了么?岂能额外刁难?朝廷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李素:“不是刁难,告诉他们,后面这场额外加考不是选拔性的,考砸了也不影响给他们授官。
只是让他们做个成绩锚定,将来宾贡科出了成绩,好让那些本地考生和流亡北士考生相互之间心服口服,相信前后两场考试的客观题卷子难度是差不多的。”
邓芝想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意识到李素的创见所在:
因为宾贡科是李素到了襄阳之后,实地调研、结合荆州的情况临时搞的,考试时间都比常科晚了半个多月。所以肯定要另外出一套卷子,题目都不一样。
经义、诸子百家和策略这些科目,还是主观题为主,题目不用改太大,难度也不会有明显差异,反正文无第一嘛。
而数学和刑法肯定不能只是把题目数字改改,多多少少得想办法给题目多点变化。这样才不至于“复习了前面一科的考卷作为模拟题后,再考变得很轻松”。
虽然科举考试从来都是比相互之间的成绩位次比例,不是比绝对分数,卷子难和简单并不影响录取。
但考虑到今年是科举的第一年,流亡北士考的这个宾贡科还是他们民意汹汹、李素从谏如流争取来的,如果让本地人觉得“外地人明明人少竞争不激烈、普遍成绩差,李素给他们面子,还给了那么多录取名额”,这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会很麻烦了。
荆州益州的士人明年肯定会嚷着增加本地人的录取数量、或者减少流亡北士的录取数量。
同理,站在流亡北士的立场上,虽然他们因为提前多做了一套“真题模拟卷”,导致备考会变容易些,更适应一些难题。
但只要李素靠“加大数学题的变化和陷阱”,来换取“流亡北士整体考分跟常科的本地人差不多”这个客观结果,那流亡北士也很容易产生“李素给我们的题目更难,我们虽然考了跟南方人差不多的分数,但那是因为我们更努力”的错觉。
毕竟人类都是只看贼吃肉,不知贼挨打的生物,自己和别人的风光谁都看得见,辛苦则只看得见自己的辛苦。不把士人的这些无理不甘邪念控制好,李素根本就没法稳定统治,客观上公正也没人信。
而加入了杨仪等人作为“考分价值锚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公允不少,大家就会看到:
“诶,这个杨仪在九月底这场里,数学考了8分(满分9分),十月中旬那场宾贡加试,看上去题目变化多了难了,但他还是考8分。看来李司空委任的命题组非常秉公,出题变难的趋势和考生多做真题额外掌握的速度差不多,对前后科很公平。”
邓芝等幕僚把这些前因后果缜密思维都想清楚之后,对李素施政的稳健严密,简直佩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李司空对于各种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事物、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的细微的新问题的推演,怎么能强到这种程度!简直就和左右互搏了几十招、换位思考了N个视角,自己跟自己对抗找茬之后一样缜密。
此后几天,邓芝就把宾功科的准备工作按照新的要求继续严密细化准备,同时常科卷子批完,成绩也都张榜公布了。
董允考中了明法,杨仪考中了明算,费祎中了一个孝廉。
其中费祎是今年最年少的中举者,虚岁都才十四,就被拉来陪跑了,他的族亲长辈也没想到这个虚岁十四的少年会在经义上突围。
因为他是年少的典型,李素把这个典型抽出来,临时“法外加责”让他去多当两年实习郎官,打磨打磨脾气,费祎也欣然接受了。李素顺便让人宣布了明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少年中举管理办法”,以后遇到这种情况都比照费祎执行。
其余董允、杨仪等人其实也才十五六七的年纪。
全部茂才录取了12人(三年一届,所以每个州每届要取三个茂才。依然跟桓灵时期每州每年举一个茂才的数量持平),明算明法四科和茂才,每科录取了接近40人。
所以那些历史上留名的名臣,其实也就在取士的总规模里占了不到一成。除去前面提到的三个名字,李素后世隐约有印象的龙套全加起来,也就十几个。
可见科举确实是起到了“发掘很多历史上原本都没听过没出头”的人才的作用。
中举之人都被戴了彩花,骑着马在襄阳城里逛了一圈,秋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襄阳花。不过汉末的民间慕文之风毕竟没有后世宋明那么猛烈,尽管围观群众还是很多,但都是看热闹为主。
人们眼神中并没有宋朝人那么猛烈的艳羡,反而有一些认命的麻木——显然,这些围观群众依然觉得科举里面有很大的水分和内定,都是命。
他们的判断也不能算错,毕竟围标成功也依然是主流,只不过襄阳这一场围标成功的比例比长安那一场又有所降低了。长安那边寒门子弟变着法儿突围的不到一成,襄阳这边这一场却达到了两成,从比例上看早已翻倍。
这和李素到了襄阳之后的折腾、对世家大族的额外打压、对围标的额外肃清、增加围标难度的种种举措,都有一定的关系。
围观百姓和士人除了眼神认命麻木之外,也没有出现“榜下捉婿”或者推销女儿的场景。主要是汉末的读书人凡是中举的,大多数已经成家了。
大家本就没有“穷人熬着不娶妻,等到考中了再娶个好的”这样的思想。新官的单身比例又低,就算偶尔有女儿待嫁的世家大族,也不好意思一次次在人群中碰壁丢人,渐渐就冷场了。
董允、杨仪等人巡游完之后,才被主持的官员王累拦住,告诉他们一项后续行程:“董生、杨生,你们几位刑律和算学成绩最优的,一会儿到总督府赴宴。”
杨仪心中一喜,有点受宠若惊,他想到之前孙资、贾逵那么巴结想找李素谢恩,都被李素拒于门外,这次居然能请他吃饭,实在是一个巴结的好机会。
董允因为是官二代,性情严谨一些,还挺有大局观地提醒:“这位上差,之前张从事为李司空公然宣扬过,抡才为国,不当恩谢私门。学生恐有妨司空清名。”
王累点点头,投去嘉许的眼神,但也解释说:“放心吧,只是让你们后续再多陪考一场,考得好考得坏都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