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认为北宋三代君臣在黄河问题上造的孽不比杜充小，他们是半斤八两的水平，所以在杜充碑边上又设了【宋君臣三易回河碑】。
这座碑上详细记述了杜充掘黄河大堤之前北宋三代君臣三次折腾黄河的事迹，记述了宋君臣人菜瘾大的弱智行为，记述了宋君臣为什么执意要让黄河改道以及之后一系列脑瘫操作的内容。
他要让一切大白于天下，让时人后人都知道宋君臣这一波操作到底有多么的祸国殃民。
总而言之，冤有头债有主，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谁都不会被落下。
黄河是经过了北宋君臣四次的折腾，才有了今日这般“辉煌”的“盛况”。
这份“功劳”，若不能算在他们头上，那么因此而死的百万人就真的是白死了。
两座碑的碑文都是苏咏霖亲自写的，当时碑落成之后，苏咏霖还亲自去开封黄河边上主持了公祭典礼，向殉难者献上哀思，为大明朝整治黄河奠定舆论基础。
可不管怎么说，经过北宋君臣四次“神级操作”，黄河从温柔母亲河被快速折腾成了野蛮后妈河，动辄咆哮怒吼出手伤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真真切切的彻底治理一番，中原永无宁日，华北、河北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无法进一步发展，甚至不能恢复原有的状态，华北平原、两淮地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也将被极大地限制。
南方和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越拉越大，失去的数百年将进一步降低北方对于中国的经济重要性，方方面面影响到中原之地的发展，且将极大地拖累苏咏霖的工业发展计划。
这一点，是苏咏霖不能容忍的。
还好，苏咏霖面对的黄河虽然遭到了北宋君臣四次摧残，却还没有遭到常大队长决堤花园口的那一波摧残，所以面对的局面较之后世还要好上一些。
此时的黄河虽然已经很难控制，但是情况并没有坏到难以挽回的地步。
杜充之后，一直到苏咏霖覆灭金国期间，金国对黄河只有小打小闹，没有大规模治理，也没有大规模摧残。
原因很简单。
一来，此时的黄河状况虽然已经很差，尚且没有频繁决口，且前几代金国皇帝还没有放弃攻灭南宋，一直都想着覆灭南宋，当然集中全力攻打南宋，无暇治河。
一直到完颜亮死后、完颜雍登基时，金国才彻底放弃攻灭南宋，转而选择与南宋共存，此时此刻，正好黄河的状况也不断变差，多次决口，于是治理黄河才上了金国的议程。
所以此时此刻苏咏霖面对的黄河基本上就是自杜充决口之后的原生态黄河，最多进行了一些修修补补小打小闹。
也算是他们运气好，这段时间黄河没有大规模决口发生，但是河水泛滥时常有之，只能说规模不大。
赵开山统治期间，山东南部发生两次河水泛滥。
苏咏霖统治至今，黄河稍微老实一些，还没有出现泛滥或者决口的情况。
黄河大堤虽然踉踉跄跄，倒也能够一路走过来，勉强维系了两岸的平稳。
但是这种平稳能维系到什么时候，苏咏霖可完全不敢保证。
万一什么时候下大雨，黄河水暴涨，大堤扛不住，一旦崩溃，则黄河下游又将是千里泽国，百姓罹难，所有的建设投入都会打了水漂——字面意义上的打水漂。
所以立国之前，苏咏霖就多次提出要治理黄河。
甚至在和完颜亮决战之前，苏咏霖还提出以复兴会为专门的全权治河部门，由他亲自统领，集合朝廷各部门的力量发起治理黄河大决战。
以至于苏咏霖光明正大设置复兴会之后，很多人还单纯的人为苏咏霖只是设置了一个全权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的综合性临时部门，事毕即撤的那一种。
这一次，苏咏霖决定把复兴会放到明面上，光明正大的公开一部分复兴会的组织，让田珪子出来亮亮相。
然后以他作为治理黄河的实际负责人。
在这场正式会议上，苏咏霖做了一些宣布。
“之前我设立了复兴会这一组织，就是为了在治理黄河的时候统筹所有朝廷部门，复兴会虽然不是正式朝廷部门，但是在治理黄河的问题上，复兴会对任何相关部门都是高一级的。”
一些不明所以的官员这才知道复兴会是个什么组织。
说白了，就是一个专司黄河治理的事权组织，在黄河治理问题上，任何相关官署见面自动低一级别，必须要乖乖站好接受调遣。
而且苏咏霖还宣布了都察院左都御史田珪子为复兴会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治理黄河之事，这就给很多官员复兴会惹不得的印象。
开玩笑，都察院的老大提领治理黄河之事，你稍有不法行为他直接动用职权收拾你，你还要不要当官了？
狠，那是真的狠。
但是说真的，苏咏霖设立复兴会固然不单单是为了治理黄河，可是治理黄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清明的吏治更为重要。
否则历史上很多次治理黄河，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实可行且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是落到实践层面上，就出了大问题，把原先好好的方案搞得一塌糊涂，最后功败垂成。
最典型的莫过于贾鲁治河。
腐败到极点的元廷说是支持贾鲁治河，但是底下那些负责办事的贪官污吏也不知道把工程经费、用料贪污到了什么地方去。
使用的材料不是最好的。
使用的工具也不是最好的。
甚至给劳工吃的东西都是最差的。
朝廷拨下来的钱本来是足以完成黄河治理的，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贾鲁治河表面上是成功了，可也就支撑了几年，几年之后黄河水患一切如故，到处崩坏，还激起了民变，最后贾鲁本人也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场上死掉了。
无独有偶，后来明朝治河专家潘季驯的四次治理黄河也受到了政治因素和吏治因素的牵扯，以至于没能获得成功，没能成功解决黄河水患。
治理黄河需要协调的官府部门太多，他们彼此之间的矛盾，以及巨大的工程款的诱惑，还有沿途需要征发的百姓的管理，讯息的传递等等，都是治理黄河不可或缺的程序。
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治理黄河的领导者之间的互相协作与互相成就，以及治河经费、材料的确保。
这其中但凡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黄河治理就是搞不好。
所以苏咏霖就认为不是古人治理不了黄河，而是腐败的吏治使得治理黄河困难重重，无穷无尽的内耗把本来可以完成的项目搞黄了。
因此苏咏霖选择了用复兴会和田珪子总领此次黄河治理，总揽一切大权，超越于任何朝廷部门之上，拥有绝对的处置权力。
他想的就是这一次务必要成功解决掉黄河水患，就算不能完全解决，也要将其引回故道，决不能任由其继续夺淮入海。
黄河若继续以当下的河道入海，一旦水涨，必然夺淮入海，淮水水道狭窄，容纳不了黄河水巨大的水量，必然溢出泛滥，那么只会让两淮之地生灵涂炭，永无安宁之日。
于是经过众人讨论，一致确定了此次治理黄河的要点在于将黄河流向改回故道，且最好是东汉故道，使黄河通过开封之后折向东北，绕过山东，东流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