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楚国群臣低着头，唉声叹气，恍若丧家之犬一般地进入大殿的时候，便看见了躬身在陛台一侧的太子横。
群臣纷纷与太子横行礼，但没有问候，因为楚王熊槐此时就坐在王位上。
这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毕竟每一次大朝会，都是群臣先到，随后王上这才驾临的。但此诚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楚王熊槐根本不会端着架子，非要等到宋人兵临城下，群臣都到齐的时候，自己才有模有样地站到前台。
“吾王万年，万年，万万年！”群臣纷纷跪下，山呼道。
这一次的大朝会，似乎已经没什么事情可以启奏的。
国破家亡在即，人人自危，楚国的江山社稷他们再怎么操心都没用，毕竟白起率军杀到，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没什么卵用。
“平身。”楚王熊槐虚扶了一下，有气无力的模样。
“谢大王！”
等到群臣都起身的时候，楚王熊槐这才长叹了一声，说道：“寡人有罪。寡人罪在亲小人而远贤臣，听信妇言，不以国家社稷为重，贪图享乐，对于徇私舞弊之官吏，尸位素餐之将臣，纵容过甚！且不思进取，不思为民谋福祉，不思为国家谋福祉，穷兵黩武，政治黑暗，以至于今时今日遭逢国难！”
群臣闻言，都是战战兢兢的，不敢说话。
楚王熊槐这是要下罪己诏的节奏？
“寡人欲发一份罪己诏。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矣！”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
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罪己诏”，作为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
《管子》一书中记载：齐桓公一次探望卧病的管仲时，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
仲父（管仲）是臣，寡人（齐桓公）是君，意思是要臣“诏”（告诉）君。
齐桓公并没有以“君”为是，而是把“诏”字放在上下君臣平等的位置。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语权就变成皇帝的专利了。
“罪己”，就是帝王责怪、自省自己的“口谕”，与“诏”字并用，就成了诏告天下的一种文书。
楚王熊槐其实一直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陷楚国的江山社稷于不利，陷国之贤臣于不义，更陷楚国之后继者于不仁！
曾几何时，刚刚继位的时候，楚王熊槐亦曾发奋图强，想要当好这个大王，乃至于横扫列国，一统天下！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
嬴驷、嬴荡、赵雍、子偃他们一个比一个强，能力都优于熊槐。熊槐是有心无力，当此大争之世，志大才疏很容易造成他现在的这副模样！
偌大的一个楚国，一手好牌就这样被他熊槐打烂了，怪得了谁？！
楚王熊槐沉声道：“寡人自知有罪矣，且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太子熊横，仁孝宽宏，心志坚韧，才干出众，乃储君之不二人选！寡人故去之后，望诸公用心辅佐新王，励精图治，报仇雪恨，重振我大楚国昔日之雄风！”
“大王！”群臣都哗啦啦地跪了一地，一个个都是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熊槐想要干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想我大楚，不过是一个世居南隅的附庸小国，地不过五十里，然自先祖熊绎起，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历十余世，几百多年，终成奋击百万，土地方圆纵横五千余里之霸主大国！今到寡人这一代，在寡人的手中，却是屡屡损兵折将，失地辱国！”
熊槐掷地有声，又带着哭腔道：“寡人愧对我大楚国的列祖列宗！愧对所有的楚人！昔日周、秦、晋、齐、魏皆伐我楚国，皆被击退。乃至于孙武千里破楚，五战入郢，楚国几近灭亡！然则，楚人不死！楚国不灭！只要我楚国还有一个楚人存在，楚国便不会亡——”
熊槐的声音震耳欲聋，余音绕梁，经久不绝！
“大楚万年！大王万年！大楚万年！大王万年！……”
“昭昭大楚！共赴国难！”
楚人不死，楚国不亡！
楚国顽强如斯，可悲可泣也！
楚国之所以如此顽强，百折不挠还是有原因的。
《左传》记载：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左传》两言“筚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苦奋斗的穷日子。
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王（楚武王），这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
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楚国“结旧好于诸侯”，迫使周天子“赐胙”，要求楚国“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周天子的话可怜兮兮的，流露出对楚国的畏怯之情，同时，不得不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直至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兵伐楚，历数楚国两大罪状，其一即为前文已述及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人，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说明楚国不向周王朝按时纳贡，已有很长的时间。
历史上，楚国在秦国重兵压境的时候，毫不畏惧，严阵以待。但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作了适当妥协，答应纳贡，于是与齐结盟，各自罢兵。齐桓公死后，继起图霸的宋襄公不自量力，欲召见楚成王，一度被楚所拘。
公元前638年，宋、楚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
五年后，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着名战例。
晋国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直到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在东周的王都郊外举行阅兵仪式。周定王派王孙满劳师，楚庄王公然探问周朝传国之鼎的轻重大小，并且扬言说，楚军只要折断戈矛的尖端，就足够铸成九鼎了。
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披靡。
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吴，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
楚国兼并的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四五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
《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
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
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