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官场是贪污成风，韩王康都没有整顿一下，公仲侈这个时候还贪污受贿，给宋人说话，还被魏国使者甘宁指点出来了，这个固然可恼可气，但是韩王康对于甘宁更是不爽。
这家丑不可外扬，所以韩王康也没有怎么追求公仲侈的罪过，只是点了点头，放了公仲侈一马。
甘宁有感于韩国朝堂的腐败，几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看来是没救了。
求助于韩国现在看来是不成了，韩王康唯利是图，这个时候又没有真正威胁到他们韩国的利益，所以袖手旁观，在新郑这边隔岸观火，看热闹还是说得过去的。
就是不知道邯郸那边是什么情况。
甘宁拜别了韩王康，回到驿馆，便开始打点行李，准备启程回国了。
……
“韩王、赵侯二人真是鼠目寸光！鼠目寸光！他们以为作壁上观宋人就会放过他们了吗？妄想！痴心妄想！”
在大梁的魏王宫中，魏王莹又召开大朝会，对韩赵两国的肉食者未能深谋远虑的事情大发雷霆。
“大王息怒！息怒啊！”魏国的朝臣们已经习惯于跪下来，山呼老魏王息怒了。
没办法，这是一个比较任性妄为的君主。
正所谓食君之禄，分君之忧，他们吃的是老魏王的俸禄，享受的是大魏国的食邑，自己要给老魏王说好话，出谏言，事事无论巨细都要为大魏国的好坏着想，考虑周到。
现在老魏王为了魏国危难，而韩赵两国不肯出兵援救的消息而暴跳如雷，他们也都无计可施。
魏国的朝堂上，大半的朝臣都是儒家出身，他们忠君爱国，但是治国安民的能力却不是很强，他们这些儒生知道修身养性，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谦谦君子，伐战、伐交、治国、安民等方面的事情他们都有所涉猎，但不是特别擅长就对了。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之后，大量的天下贤才争相涌入魏国，首当其冲的就是诸子百家。哦不，应该就是诸子百家，当时天底下所有的贤才几乎都被诸子百家一网打尽了。
不过魏国当时流行一个学派，叫做河西学派，公孙衍就是出身河西学派的。
河西学派里面的各式各样的人才是应有尽有，儒家的，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兵家的，诸子百家之人无不出现在河西学派之中，为魏国的鼎盛出了一份力。
为什么魏国的贤能层出不穷？
诸如商鞅、张仪、范睢、犀首都是从魏国跑到秦国去的，这些人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治世之才，王佐之才，却没有得到魏惠王的重用，不能一展抱负，这才去到秦国建功立业，魏国便是由此人才凋零，后力不足的。
魏国能早就贤才，却不留不住贤才！
有一个古语叫做“楚材晋用”，现在一样可以套用到战国时代，“魏材秦用”！
不管怎么说，现在魏国的人才储备还是足够雄厚的，虽然大量的经世济用的贤能出走他国，但是以如今魏国的富庶，和老魏王礼贤下士所开出的优渥的待遇，还是能留下不少的人才的。
魏国的高端贤才少之又少，能拿的出手的就是公孙衍、惠施等人，至于良将，魏国的良将倒是很多，孙何、冯巩、翟章、公孙喜等人都是良将，但是魏国缺乏那一种有着大局观的主将。
在魏国的国内，朝野上下，无论是朝中的新兴公卿大夫，还是各地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河西学派。
河西学派如一个庞然大物一般，影响力可见一斑。
河西学派原本是子夏、公孙豹、乐羊等人创立的，囊括诸子百家的人才，学以致用。河西学派先是在魏国蓬勃发展，后来秦国商鞅变法，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河西学派的贤才争相出仕秦国，随着秦国愈发地强盛，河西学派这个庞然大物，也渐渐将自己的触手伸到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其学术，影响了整个战国乱世！
河西学派是战国时期最大的学派，创始人是子夏。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子夏来到魏国西河（今陕西关中东部黄河沿岸地区）讲学，传播儒家经典、文化和学术思想而形成的着名儒家学派之一。
西河学派中有不少人成为魏国的治世良臣，该学派为弘扬和发展儒家思想，以及前期法家思想的成长起了很大作用。
在先秦思想史上，卜商子夏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长期被忽视的人物。
说他被忽视，一是因为其学说主要靠口耳相传，所遗留者经秦灭书后亦多散佚。
二是因为现在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书中，一般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述。
实际上，卜商子夏是春秋战国之际孔门中由儒学礼治思想过渡到法家政术思想的一位枢纽人物，名震当时，学泽后世，是孔子经世思想的嫡传弟子，是法术政治思想的先驱，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
子夏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影响深远。
孔子死后，子夏讲学西河，向弟子传授六经，对《春秋》的讲授尤为注重。这是子夏本人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所决定的。
子夏传《春秋》，将历史学导入政治。他所最注重的首先是“微言大义”，后来传授于公羊学派，形成对汉初政治影响极大的《春秋》公羊之学。着名的董仲舒即是这一派的传人。
晚清时代着名改革思想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也都属于公羊学派即今文学派。
魏、龚经世致用、变古适今的政治改革思想，当时流传到日本，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子夏也极其注重春秋时代的史事故实，此在《左氏春秋》中保存最多。此外，子夏也注重于训诂之学，这一学派即《谷梁春秋》。
以现代学术的观点看，可以说“公羊学”注重于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
而《左氏春秋》注重于史料和政治历史，“谷梁春秋”则偏重于语言分析哲学。如果说《春秋》之学开创于孔子，则子夏正是将其学说发扬光大而形成上述三大学派的最早传承者。
吴起在郑与秦军展开决战，魏军大胜。
魏太子击趁秦军西河守军主力围攻吴起防守空虚之际，指挥黄河东岸的魏军渡河。太子击率军攻破了秦国西河防线的军事重镇繁庞（今陕西韩城孔子讲学东南），秦国的西河防线被魏军彻底突破了，大批的魏军进入秦国。
魏文侯在西河地区一方面完成了军事占领，另一方面把魏国的便民政策带到了西河，得到了西河百姓的拥护，魏国在西河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魏国在西河实行的新政策对秦国百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
魏文侯在对秦攻略中除了军事打击、政策攻心外，还进行了文化渗透，着名的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秦人本是华夏西陲部族，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而放弃了西向发展的打算，改向东方发展，商鞅变法后子夏画像更激起了统一中原的雄心。
魏文侯知道秦人不易武力屈服，但却对中原文化很向往。
于是魏文侯重用当时着名的大儒子夏，拜子夏为老师，在西河讲学。
子夏是孔子的学生，名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
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
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
子夏的政治思想具有法家倾向，在孔门弟子中，子夏并不象颜回、曾参辈那样恪守孔子之道。他是一位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关注的问题已不是“克己复礼”（复兴周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
因此，子夏发展出一套偏离儒家正统证质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吴起、商鞅变法，都首先采取示民以信的政治策略，显然源出于子夏之术。
子夏注重君王用权之术，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他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韩非子·外储说》）主张治国者要学习《春秋》等史书，汲取历史教训，消除危机于萌芽状态，防止失权以至政变。
尽管子夏非常注意养生，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双目失明，最初对魏文侯的邀请是很犹豫的。
魏文侯知道子夏是各国士人的灵魂宗师，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
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给国君做老师是儒的最高荣誉，即所谓的帝王师。子夏是第一个享有这个荣誉的大儒，甚至孔子在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高的荣誉。
子夏被魏文侯的诚意感动了，决定亲自到西河坐镇。
由于子夏做了魏文侯的老师，而且亲自坐镇西河，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着名的西河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