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役法的推行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后看效果成绩如何，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想想500多年后李自成为何能揭竿而起，你就该知道这个“免役法”推行困难有多大了）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著名的东明县事件随即发生。
话说年底的某个早晨，开封城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涌进来数百人。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死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事发到这，应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开封府尹，这就是他的职责！就算他是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数百人在开封府或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可他不！他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东明县事件第一个大转折点。事隔一千多年，我们不好胡乱猜测，是不是有什么人在里边推波助澜，出了些高明点子？结果使得这些老百姓离开开封府后，第一时间冲进了王安石私宅！
写匿名检举信的见过、到政府办公楼前静坐示威的见过…可你见过在太平年月里，数百老百姓聚合冲进总理家里去的吗？这事就发生在1070年末的大宋朝…
那天王安石还没上朝，出了这样的事，他选择的不是逃跑，而是亲自站了出来，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1这么闹是为什么？乡民们回答“免役法实行到他们县里。他们户口等级变了。本是第五等的穷苦农民，全都变成了第三等的富户。这样他们要交的钱，就变成了一天文数字。根本就交不起，要逼死人了”
王安石很震惊，相信他刚刚听到这回答的一瞬间，定是气得咬牙切齿、但也怕得浑身冰冷！很简单，东明县就在开封城边，在真正的“天子脚下”新法实施都有人敢做手脚，想想大宋朝的地域之广，离开了皇帝和他本人的视线。他的新法会被扭曲成什么样子？那天他稳住神。告诉乡民们：这件事“相府不知”但很快就会着手调查。接着他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来。东明县知县知道吗？这是个原则问题，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事，是谁改了户级先不说，这么多人上访。县官至少得先期通报上级！
可回答是县官不知道！这就较郁闷了，这让身为首长的王安石怎么处置呢？数百民众自发行为，就算有什么罪名，法不责众，更何况这些还都是老百姓！
王安石清楚他必须得离开家去上朝了。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件事肯定己轰动整个开封都城，消息瞬间就会传进皇宫里。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他告诉这些乡民：上访还是要走法律程序，请去找开封府上一级单位御史台，让那里受理追查…而这件事就从这里形成了两个版本：王安石版及御史台版。
当时御史中丞名叫杨绘。他做法比开封府尹还要帅，面对捧着状纸的乡民，他直接声明本衙门只受理官员纠纷，你们这些平头百姓根本不够资格让我们操心。立即散了！这回乡民们很听话，都走了。可人走了之后。杨绘才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立即派出大批手下，去调查到底怎么回事？很快调查结果出来了，是因王安石的手下不根据官府原有户籍帐本去划分等级，私自先划分好了，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才造成了东明县里下五等变成上三等的闹剧。所以结论得出：新法集团完全是瞎胡闹，且存心恶毒，变着法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说法。东明县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是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他现在己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开封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那么请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如德高望重的文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与王介甫第一书》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史记》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于是苏轼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让王安石无法无天。曾公亮叹了口气说“上与安石为一人”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且如你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在范镇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位壮士”范镇深沉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如没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轻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有前面的分析后，就会知道苏轼立场已越滑越远，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你文章再好、声誉再高，你也不好对政府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于是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在大宋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5月10日，前御史中丞吕诲去世。
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新政还没实际公开，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皇帝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当知州。接着吕诲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后，他的愤怒真正达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他病了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但心病还需心药治，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改变，吕诲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终于，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命运。吕诲重病时，司马光在陕西的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突然间吕诲强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仁宗立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此时的王安石变法，两人政见惊人地一致。可说一直为着同一目标在奋斗。而现在的局面，可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则是胜利者。可临死前的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例子告诉司马光：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天下事还没绝望！君实，你要努力啊！
18日，诏许富弼在西京洛阳颐养。在司马光、富弼等人的号召下，西京洛阳渐渐成了与东京开封相抗衡的保守派的大本营…
22日，因当年辽圣宗亲征、不得不服从于契丹兵威之下，且因陆路被阻隔，43年不通中国的高丽国王王徽终于通过福建商人黄真，向福建转运使罗拯表达了自己心向天朝上国之心。这让念念不忘收复燕云的皇帝很是兴奋。之后王徽遣使走海路，在山东登州登陆后辗转进到开封城朝见宋神宗。大宋与高丽的关系在断绝了整整43年后又重新恢复。
本月，王安石将一位最不应得罪的好友给得罪了。事情起于他的保甲法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意外。竟出现了截指断腕以避丁者。开封知府韩维将此事上奏，却因此引起王安石的反感。韩维是赵顼还是颖王时的亲信，又是将王安石介绍给皇帝的大恩人。于公于私，王安石都不应做的如此决绝。当宋神宗要任命韩维担任言官之首的御史中丞时，韩维以其兄韩绛现在是大宋宰相、兄弟不宜并立为由力辞，王安石也力促其辞。后来皇帝又想提拔韩维进枢密院，也不果。终于韩维被赶出京城，出任襄州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