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骑着自行车回到父母的家附近，那里有几间学校，师范学校就在路的一边。
她望了一眼师范学校旁边的店铺，时间还不晚，那一排店铺都还亮着灯。
第二间店铺是她租的，原本是一间开了许多年的书店，面积不大，也就十来平房米，她以前经常去看书。前段时间，书店突然关门了，铁闸上贴了招租的纸，联系地址写的是师范学校。
她便去问，接待的中年男人是学校的主任，他说学校门外两边的一整排店铺都是学校的，每间店铺的租金都按平方算，二百元一平方，她问的那间九平方，也就是每月一千八百元，不过也可能会拆迁。
李若风一直都有留意那些店铺，虽然是同一条街，但学校门口的这边很繁华，另一边的就出奇的冷清，主任也这样说了。
她回去想了想，她租了可以开礼品店也可以开饮品店，还可以卖衣服，那一排店铺都是服装店，她知道哪里可以进货。租金是第一手的，算是很低了，怎么着也不至于亏本。但她还没签过合同，于是她回去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让他帮忙去看看合同。
李检明很快就跟她去了师范学校，她甚至都不敢相信他会那么爽快。但很显然他并不是去帮她看合同的，而是抓住主任说的有可能会拆迁这一点全力阻止她签合同。
主任站在办公室门外，自顾自地说：“说是拆迁，二三十年也不一定会拆。”
合同没有签成，李检明临走前一再告诫她不能签。
李若风在店铺外面站了一会，看见有人在看那张招租的纸，她毅然回去师范学校的办公室找了那位主任，签了合同。租期五年，五年后续租的话也以原租客为首选。
她早就知道，旁边的店铺很多都不是第一手租的，租金都是好几千。
第二天她就把店铺转租了出去，租金每月三千八百元，她净赚二千元。
李检明问她，她如实说了。
李检明说：“你妈是老师，以后要是有合同纠纷什么的，她跟学校也好说话，你把店铺的事交给她，租金由她收，你要钱也没用。”
他几乎从未用过这种接近温和的语气跟她说过话。
李若风点头，把合同给了他们。
她不是没读过书，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条款并无不妥之处，她知他们只是想要那租金，但她不计较。
主任说的没错，后来一直没有拆迁。许多说了拆迁的地方，换了一届领导就没那事了。
附近的几间学校有一个共用的运动场，大铁门长期开着只能够一个人大小进出的门缝，她便熟门熟路地推开门缝走了进去。
她活动了一下手脚就在那条黑色沙泥的跑道上跑了起来。
从六年级开始，她就学着晨跑，后来是一有时间就跑步，最近就变成了晚上跑了。
大约半小时以后，她身上的衣服都湿了，脸上都是汗水。
她早已经习惯了这个强度的跑步，因此一点也不觉得累，每次跑完反而觉得很轻松，这是她一次又一次治愈自己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她还能再跑一倍，但是跑步的时间长了，衣服会把皮肤磨损，她也不需要自己那么强。
待到夜深人静，李若风才悄悄回去她父母的家里。
母亲黎爱福说过，那里永远都不是她的家。
回到小区门口，她抬头看了看那道大铁门。
从她上初二搬进这个所谓的家开始，黎爱福就一直不肯给她钥匙，她问了几次以后就没再问了。
直到她上了高中因为弟弟李若宏的钥匙丢了，他们给他配钥匙时才顺便给她配了三条家门的钥匙，但是仍然没有楼下大门的钥匙。
这个小区那时还是有很多住户很热闹的，她在门外叫几声就会有正在院里玩耍的小孩子急冲冲地跑出来给她开门，有时候小区的阿姨也会出来给她开门。
大铁门的上方有一个空格，如果没人在，她就会爬上大铁门从上面的空格翻进去。
她从小生在农村，爬树是她最擅长的爱好。
去年，她刚考完高中毕业试不到一个星期，李检明就给她找了一个在一间夜店做收款员的工作。
她不明白，那时李检明已经是一间酒店的总经理，为什么一定要逼她去那里上班。她觉得她要找一个普通的工作并不难，但是李检明的态度不容她有任何的异议，虽然她不愿意，她还是接受了。
在夜店每天都是上夜班，等她下班的时候都已经是凌晨一点之后了。
黎爱福要她去夜店宿舍里住，她去看过，一部分陪酒女和男女服务员二十多人住在一起，她从不看轻他们，但她不能把自己置身在有危险的境地。
一天夜里，她回去的时候，发现大铁门上面的空格被封住了，再也爬不进去。
她看见父母房间的窗口有着灯光，而窗口就在铁门旁边上方的二楼，于是她叫了几声。但是她叫了那几声后，灯光就熄灭了，她想也许他们困了没听见。
她只能在铁门外面等着，隔几分钟叫一声。她希望能等到有人出外，可是谁会在午夜里出门呢？
小巷里没有什么路灯，劫案时有发生，但是她不怕。她没有钱，也没有值钱的东西，死亡对她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
初中的时候，有警察到学校里讲述毒品和犯罪，从那时开始，她就确定，此生绝不吸毒，也不学坏。既然不学坏，她就只有忍受，忍受着永无休止的折磨。
她忘了过了多长的时间，住在她家楼下的阿姨出来了，她穿着白色的碎花睡衣，披着一件外套，一边开门一边说：“听到你在叫门，我都睡不着了。”
阿姨大约五十多岁，她知道，阿姨身体不好。
回到家，她总是习惯在阳台上静静地站一会，然后再去冲凉。
对面楼下住着一个老伯，每天夜里，她总是看见他每隔二十来分钟就会走出来站在他家的小阳台上发呆。
以前总听说他吃饭的时候都要喝酒，喝完了就会打他的妻子，但是在他娇小的妻子去世以后便再也没有人照顾他，他的大肚子也变成了小肚子了，最后只留下了孤独。
几天后，黎爱福对她说：“那天晚上我听到你叫门了。”
她问她：“那你怎么关灯了？”
黎爱福说不是她关的，不是她当然是她的父亲。她没再说话，只是觉得心头有点凉。事实上，如果黎爱福不提，她已经忘了那晚的事，因为她早就习惯了。
她不想做那份工作，因为夜店里每天晚上都弥漫着大量的浓郁的香味，那令她的鼻子很敏感，那种味道也令她觉得很难受。
她从小就受不了很多香味，许多香味都会令她头晕。
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对着镜子时她都觉得自己脸色惨白，她知道自己那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有天下午，李检明带了他酒店里的的一个娱乐经理回家，那是一个不算年轻的女人，他们在客厅谈着什么。
李若风已经几天没见到他了，她小声地用乡下的话跟他说她不想做夜店的工作。
李检明听了她的话突然间勃然大怒，他当即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指着她的鼻子大声骂：“你有什么本事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见他完全没有在外人面前顾及她的脸面，她心里也有火了，她极冷淡地回了一句：“你的思想就不能健康点吗？不是只有夜店才有工作。”
说完她不再理会他。
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第二次顶撞他。
第一次是几天前她在路上看见李检明和一个女人在一起逛街，他戴着黑色的墨镜，那个女人化着妆，两人的关系一看就不一般。他们与她同路，却走在她前面，所以她跟了他们一路，那是李检明生日的前一天。
等她回到家时，他们夫妇在客厅里，李检明要用什么东西，黎爱福叫她去拿，她说：“我不拿。”
黎爱福马上向着李检明告状：“你看，使不动她了。”
那是她第一次拒绝李检明要她做的事。从小到大，无论他要她做什么事情她都会去做，即使有时候她很不愿意，即使有时候她知道那些事不对。
黎爱福对她永远都是命令式的，如果哪天在她面前装可怜，那只有一个目的，她总是因为心软而一次次掉进她的陷阱。
后来她问黎爱福，李检明有没有黑色墨镜，黎爱福很肯定地说没有。
她只在夜店工作了差不多一个月，却被一个女同事骗去了半个月的工资，其实那是偷，她傻傻地认为被骗比骗人好。
李检明随后在他所在的国企的一个部门给她找了一个工作，一同进去的是另外两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本来李检明是想让黎爱福进去的，但是单位里只招年轻人，
黎爱福听说那是一个好单位，因此她非常恼火，她把气全都撒在李若风身上。
黎爱福天天咒骂李若风，说李若风享了她老公的福。
一天，李若风正要出门去上班，黎爱福拦住了她，对她说：“我养了你十几年，你以后每个月要交伙食费，你还要把这十几年的养育费还给我。”
第一个月领了工资，李若风就把大半交到了黎爱福手里。
黎爱福拿着钱回了房，不一会又出来。
“你爸刚刚说了，‘问她要钱干什么？’”黎爱福最后一句说得倒是像李检明的口吻。
李若风明白黎爱福和李检明的意思，他们认为她没有把钱全都交出来，所以生气。
那的确是一个工资福利很高的单位，最初三个月过后奖金便非常高。
她除了每个月交给黎爱福六千元伙食费，又给殷笑一千元，给自己买了棉被和一些衣服以外，其余的钱都存了起来。
黎爱福因此更生气了，咒骂她的言词越发恶毒，每每都是咬牙切齿地咒骂她各种死，她每次一看见黎爱福就能听见那从牙缝里蹦出来的“死”字。
直到一年后，她把存起来的钱都交到了黎爱福手里，一共七万多元，黎爱福才松牙说了一句：“这个月还可以。”
那之前，黎爱福天天对她哭丧着脸，说李检明想买一栋楼，那样一家人就可以住得舒舒服服了。
李若风原本想用那些钱去乡下买一块地的，她以前跟个小时候在农村的朋友李易说过，他一直帮她留意着，新近才告诉她有地段很好的地卖，十二万元一块，她的钱虽然不够，但剩下的向银行申请贷款还是可以的。
李易说：“两块地并排的，咱俩一人一块，盖高了房可以看见高尔夫球场。”
李易的妈妈在乡下的农信社工作，所以他能留意乡下卖地的情况，而那两块地价格很低。
最终她还是放弃了。
其实李检明并不缺钱，至少李若风无意中知道的，就算买两栋那样的楼，他的现金也绰绰有余。
就当是还了债，她不想再被永无休止地指责欠了养育之恩。尽管黎爱福从来没有给过她一分钱，也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生活用品，李检明也几乎同样。
等买了那栋楼以后，黎爱福就很明确地告诉她：这栋楼你没份的。
她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份，尽管她出了钱，因为她太清楚李检明和黎爱福对她的态度了，而且那栋楼买的时候就已经写了李检明和李若宏的名字。
可是黎爱福仍然是恨她有份好工作的，那笔钱也只能让黎爱福的恨意消减几天。
于是她才去现在的公司投了简历，她知道自己学历低，所以个人要求的工资栏上也填了较低的价位。
她仰头看了看夜空，星月暗淡，好一会儿，才拿出新配的钥匙插进了锁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