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张芝栋的逃跑行径和长沙全城被焚的结果完全出乎对自己的得意门生张芝栋期许甚高的李高阳的预料，李高阳又气又急，竟然病倒了。
不过这一病倒也有好处，那就是针对他们师徒的物议，能够平息一些了。
“李师傅门下高徒，除林君与洪状元外，真有能为者，张侑樵一人耳。”岛津洋子说道。
“也别这么说，在我看来，侑樵兵略非其所长，这次竟然跑去平定乱兵，我怕他搞不好会把自己陷进去。”林逸青想起了勇于任事的张霈伦，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
“呵呵，林君多虑了，”岛津洋子吃吃一笑，“林君以为，这样一个对林君来说非常重要的人，洋子会让他自蹈死地吗？”
林逸青立时明白过来，“原来洋子早就有安排了。”
“直隶境内叛军不足为虑，张侑樵为人太过愤激，这一次就算是让他历练一番吧，些许微功，送他罢了。”岛津洋子笑道，“倒是湘省境内叛军，实有可忧之处，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湘省，不正是林君想看到的局面么？”
“果然是洋子最懂我心。”林逸青笑着揽住了岛津洋子的腰。
而此时此刻，张霈伦却陷入了困境之中。
战事和他原来想象的，要不一样得多。
在得知叛乱发生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通知了附近的直隶省官员和驻军，并以随身携带的总理衙门令牌（张霈伦以三品卿衔会办海防事宜，有总理衙门颁发的巡察各处的青铜令牌）为凭信，调动了附近的练勇平叛，给了叛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阻住了叛军的去路，但却因为兵力过少，反而给叛军包围了，他带队奋勇战斗，打着打着，竟和大队失散了。
现在的张霈伦，盼着李忠能及时的给李绍泉带去消息，使李绍泉派淮军大队过来消灭叛军。
他对自己的孟浪，已经感到深深的懊悔。
他回到自已的土屋，又加了些衣服，将东西收进背囊，放好路上用的干粮，又小心地从床板里抽出一把小小的西洋折刀——这是夫人李经珊送给他的礼物。
然后，他转向坐在墙角端着杯子在喝热汤的小男孩说：“小米粒儿，天一黑，我就要走了。也许，咱们再也不能见面啦！我象你那死去的爷爷一样地爱着你。我想让你知道这个……”
“为什么咱们再不能见面了？”小米粒儿跳起来，把杯子放在床上。张霈伦用他那有些粗糙的手掌亲切地抚摸着小米粒儿的头发，孩子用手抓住了他的棉裤。
“我和你们一起走，张伯伯，你带上我吧！”孩子恳求道。
“不行的，你还小……”想到孩子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危险，张霈伦的眼泪险些落了下来。
“我还小？您自己知道，是我把您从雪堆里刨出来的！是我给您的伤脚敷的药！”
“知道，好孩子，我知道！可现在你不能跟我去。我要走很远，很远，你还没有力气走这么远的路——盐吃的还少哇！快快长大吧，我祝你平安，拿去这个，做个念想儿吧！”他把镶着外国银币的小折刀放在小米粒儿手中，使劲地亲了亲孩子，把背囊搭到肩上，抓起步枪，急匆匆地向门外走去。
小米粒儿把折刀握在手中，追着喊了声“张伯伯！”但张霈伦已经走远了。孩子把短大衣披在肩上，戴上帽子，跑出土屋。大风卷着雪花朝脸上扑来，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整个原野。
张霈伦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然走错了方向，而他的运气还不算坏，一支奉李绍泉严令前来营救他的淮军部队，恰好和他相向而行。
阵阵刺骨的北风迎面扑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在风中飞舞。为了挡风，卫汝贵竖起了大衣领子，坐在大松树下的一根枯木上。
“我一点也不喜欢寒冷的天气，”德国教官雅尼克冻得缩起来，结结巴巴的用乾语说道，“我已经习惯了家乡波希米亚的温暖的气候。”
“冬天对我来说可简直是一种享受！”卫汝贵得意地说：“在我们这边儿，每年冬天我都要到森林里去打猎，在那儿住上十天半月的，挺不错，可真美！特别是满载而归的时候，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快乐！”
“我怎么会知道？我原来是个园丁。一走进鲜花盛开的果园，就感到一切是那么美，真是妙不可言。只想天天呼吸那芳香的空气，尽情地享受生活的美……”
“哎，你呀……不好好的在家里呆着，跑到咱们大乾来赚银子！想过好日子，这很好。可是咱们得先把正事儿办完，把那些乱党全干掉！让那些混帐王八蛋闻风丧胆，不寒而栗，叫他们一辈子都记着，再告诉子子孙孙，永远再不敢跟咱们舞枪弄炮……”
卫汝贵正想继续说下去，这时一名卫士从土屋里跑了出来，向他们敬了个礼，说道：“大人，鲜鱼汤好了。”
“走走走，过去喝点儿热乎的！暖暖身子再出发也不迟！”卫汝贵对德国教官说道。
两个人进了宽敞的衬有薄木板的土屋里，铁炉子上大铜锅里的鱼汤正在翻滚，香味扑鼻，不由地唤起人的食欲。
瘦削的，现年五十五岁的卫汝贵有一头蓬松的浓密花发，一双深陷的深黑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他亲热地让部下们坐在自己的对面。卫汝贵身体健壮，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皮袍，褐色的皮帽的正中，戴着一块白玉。
他用长柄的铜勺灵巧地舀起一勺鱼汤还带着一块鱼肉，递给雅尼克。
“尝尝吧，已经熟了。要是喜欢，我请你吃个够。”
雅尼克喝下了长柄勺里的鱼汤，津津有味地嚼着那块煮得烂烂的鱼，卫汝贵拿起勺子，在两只刻着鱼形花纹的大木碗里盛满了香喷喷的鱼汤，“给外边儿的送去，你们稍等一会儿。”他向卫士们吩咐道。
几分钟后，几个卫士拿着空托盘回来了。卫汝贵亲手给他们斟上了烧酒，慷慨地请他们喝鱼汤，他自己也喝了个够。
热汤和烧酒喝过之后，部队重新出发，卫汝贵骑在马上，不时警觉的望着周围。
“这个张女婿，可上哪里去找哇……”他看着周围一片白茫茫的原野，低声嘀咕道。
作为一名战阵经验丰富的将领，他搞不懂，张霈伦为什么要这么冒失的冲在最前线。
在这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张霈伦会象林义哲那样，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军事天才。
想起和林义哲在苔湾同日军血战的日子，卫汝贵不由得嘘唏不已。
“大人，有个小孩子，持林逸青林爵爷的银牌拓令求见。”一名卫士打马过来，对卫汝贵说道。
听到卫士说出林逸青的名字，卫汝贵不由得吃了一惊。
“快快带过来！”
不一会儿，卫士领了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
小男孩见了卫汝贵，躬身行了一礼，卫汝贵注意到面前的小男孩大概十岁左右，穿着一件破旧的短衣，但后背却背了一把长刀，不由得又是一愣。
小男孩从怀中取出了一张白帛，交给了卫士，卫士接过后呈到了卫汝贵的面前，卫汝贵仔细一看，果然是林逸青的银牌拓令。
“你是林爵爷麾下忍者？”卫汝贵惊问。
“回大人的话，我是林爵爷麾下忍者，奉命寻护张御史霈伦大人。张大人此前与乱党接战，不幸与官军走散，还崴了脚，是我将其救起，本欲等候大军前来，张大人心忧叛军骚乱，已出走躲避，我不便向张大人透露身份，是以前来找寻大军，请大人火速前去救护。”小男孩侃侃说着，拿出那把银色的小折刀，在卫汝贵面前一扬，“此是张大人临别时赠送与我的。”
“过来，上马，带路。”卫汝贵在李绍泉处见过这把刀，心下再无疑虑，立刻向小男孩招了招手，小男孩将小折刀收好，却并未上他的马，而是立于马前。
“我惯于步行，请大人跟上。”小男孩说着，瞬间便奔出丈许，令卫汝贵又是一惊。
远处突然传来了枪声，卫汝贵吼了一声，打马向前追去，部队也立刻加快了行进的脚步。
树林中，张霈伦看着渐渐逼进的四名叛军士兵，叹息了一声，用发抖的手取出刺刀，向步枪的枪管上装去。
刚才他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却只打死了一名叛军士兵。
对方还有四个人，四支步枪，而自己能依靠的，只有刺刀了。
而他并不会拼刺刀。
而他的枪法之所以如此的差劲，是因为他是在得到“会办海防事务”的任命之后，才跟海军军官们学会了打洋枪，到现在时间还不够一年。
见到自己很快就要命尽于此，张霈伦不禁回想起往事来。
他年纪轻轻，声名噪起，清流领袖李高阳，浊流大佬李绍泉，均对他青眼有加，他在民间，亦有很好的口碑，连他爱穿的竹布长衫，都成了时人的流行装扮。
虽然他的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但心里明白，他看似稳健的晋升路线，其实有着很大的漏洞。
针砭时弊，或者抨击同僚，言他人所未言，一旦对上上面的心思，常常是一条晋升的终南捷径，有许多人就是这么上来的。但是，走这条路的，大多都是白手起家的新人，真正成熟的官员，尽管“热中”得紧，都会慎用这一着，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路线，一时得意之后，留下风险多多。
官场上枝蔓纵横，牵一发而动全身，天知道那些倒霉蛋身后都有哪些大佬，而且，死灰真的就不会复燃吗？
即使那些与张霈伦没有瓜葛的人，纯粹的旁观者，对于他的锋利，也未必就有好感。官场中人，看上去修养都很好的，不会随意臧否人物。他们要么避而不谈，似乎不屑提起他的名宇；要么提起他就摇摇头，觉得此人是个麻烦；哪怕是那些自称最直率的官员，多半也只会说：这个人，多事！
这就是官场规则，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谁也抓不住把柄，在官场上混，就得有那么一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功夫。即使迫不得已，杀人见了血，也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所得大于付出的，谁像张霈伦这样，抡着把大刀就上了场，一路砍瓜切菜似的杀将过来，纵然挣下些身家，也像透支来的。
张霈伦的所得无非是两项，一是升官，二是扬名，第一项并不可观，第二项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他的好身手，确实赢得一片喝彩，但是这些喝彩值不了几个钱，其中有些喝彩，甚至有别有用心之嫌。
比如他说翁叔平的侄子评上先进，容易被别人引为口实，翁叔平不怒反赞，在日记里写道：“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根据他对翁叔平有限的了解，实在难以相信翁叔平有这番心胸，只有冒着小人之心的风险猜测，一定是自己那折子写得翁叔平驳无可驳，强词夺理于事无补，不如干脆做大度状，把损失降低到最小。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的选择。
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项羽是目的主义者，最后的关头，大势已去，他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对于观众，是炫技，对于自己，是过瘾，至于这场拼杀丝毫不能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刘邦则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可以把孩子推下车，任老爸老婆落在敌人手里，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混不在意，只要结果是好的，他可以杀掉自己欣赏的人，却赏给讨厌的人比如雍齿一顶大大的乌纱。
对于目的主义者来说，过程中的不爽、不适、不舒服，在它发生的那一刻，就要当成过去式，“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并不是宰相喜欢在肚子里撑条船，而是，不掌握这项高难度技术，怎么可能做到宰相？尽管过程主义者做人的身段更好看，但成功，却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那么，他张霈伦自己是目的主义者吗？
显然不是。
他应该是个过程主义者。
“非如此不可！”
这句话可以概括他张霈伦那绝不妥协的个性，和生成这种个性的灵魂。
他自幼习学的儒家道德，在某些人眼中，可能只是科场上的题目，或者取悦大众的说辞，张霈伦却奉之为信仰，在这面信仰的大旗下，他只能前进，无法后退，“非如此不可！”这是他的座右铭。
张霈伦想起了李绍泉。
李绍泉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
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张霈伦和李绍泉交往，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霈伦曾在信中对李绍泉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是为老江湖李绍泉所欣赏的原因。
李绍泉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伯函问及思路，他得意洋洋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伯函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码。
李绍泉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刷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刷地抽出来。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妥当的，时人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起“伪君子”翁叔平来，李绍泉无疑要好得多。
同是实在人，张霈伦的真实是严肃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绍泉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霈伦的真实，是一个缜密思索的结果，李绍泉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们俩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他们俩分别是过程主义者和目的主义者，张霈伦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是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绍泉，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绍泉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罢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