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深知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者，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写作技法至关重要。于是，他开始深入研究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其中包括一种被称为“古今中外”的独特技法。
这种技法其实并非凭空出现，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文论”之中。古人所说的“援古证今”法便是其根源所在，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与发展，如今已在现代文章写作领域大放异彩。
比如秦朝时期着名政治家李斯所着的《谏逐客书》，就是运用“援古证今”技法的典范之作。文中详细列举了前朝历代因为启用外来之士以及借鉴外部之物，从而使得秦国日益强盛的诸多实例。通过这些生动具体且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李斯成功地说服了秦王嬴政，让他改变主意并收回了驱逐“客卿”的命令。整篇文章逻辑严密、言辞恳切，读来令人不禁拍案叫绝。如今所面临的问题愈发错综复杂，仅仅依靠以古代之事来印证当今之况已然远远不足够了，此刻还迫切需要借助外部事例来审视中国内部情况，从而让古今中外各个方面都能成为我们思考和论证的对象，进而通过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方式，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充足详实的论据以及全面宏观的剖析，最终得以构建起坚如磐石、无可辩驳且稳固无比的核心论点。
就如同《新民主主义宪政》这篇文章里，当提及“顽固分子”的时候曾这样描述道：普天之下的那些顽固分子们啊，他们无论是今日、明日还是后日，都会表现出顽固不化的态度。然而，他们却绝不可能一直如此顽固到底。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究会发生变化。好比那汪精卫，此人曾经长时间保持着顽固的立场，但最后却无法继续在抗日的土地上肆意妄为地逞强耍横，无奈之下只得逃窜至日本人的怀抱之中；又比如说张国焘吧，他同样也是顽固了好长一段时间，面对这般冥顽不灵之人，我们组织召开了多次激烈的斗争大会，一轮接着一轮的批判与斗争之后，他也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了。所以说这些所谓的顽固分子啊，其实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顽固罢了，真正坚持到最后的话，必然会发生转变，而且往往会变成遭人唾弃、被世人所鄙夷不屑的臭狗屎一堆！当然，也有一些原本冥顽不灵的家伙最终发生了转变，变得稍微好起来了。而这一转变，往往是因为激烈的争斗所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较量、冲突，这些人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才慢慢变好。总而言之，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动派终究是会有所改变的。
说起这些顽固派啊，他们通常都有着自己精心策划的一系列阴谋诡计。比如说，怎样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让自己获利；又或者是如何巧妙地伪装成两面派来迷惑众人等等。然而，从古至今的所有顽固派，无论他们当初的计划多么周密，所得到的结果却总是与他们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总是心怀叵测，处心积虑地想要通过伤害别人来谋取私利。可是到头来呢？往往是以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作为收场。咱们之前不是提到过张伯伦吗？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曾经，张伯伦一门心思只想着把希特勒当作一块可以利用的石头，妄图借助他的力量去打击苏联人民。可谁能想到，就在去年九月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爆发的那一天起，张伯伦手中原本打算用来攻击别人的那块石头，竟然重重地砸在了他自己的脚上！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啊！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这里边讲到了中国的许多“故事”,如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以及汪精卫、张国焘等，还讲到了外国的一些“故事”,如张伯伦等。“故事”者,历史事实也。“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一摆,道理就朗如白日。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一重要文献时，便会发现作者在此文中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独特的论证“技法”，进而开创性地提出了那个震撼世界且影响深远的着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在回忆起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时，作者曾经亲自讲述过当时与斯特朗女士交流的诸多细节。那时，他们探讨了众多至关重要的议题，其中包括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以及令人闻之色变的原子弹等一系列热点话题。而就在这场深入且广泛的对话之中，作者以其高瞻远瞩的视角和深刻独到的见解指出：一切那些自吹自擂、号称无比强大的反动势力，实质上都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罢了！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关键就在于这些反动派完全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不妨回顾一下历史长河中的种种实例，比如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难道他不就是一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吗？最终，他还不是照样被正义之师彻底击败并推翻在地？同样地，沙皇也好，中国古代的封建皇帝也罢，甚至是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无一不是看似威风凛凛、实则不堪一击的纸老虎。瞧瞧它们的下场吧，全都在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中轰然倒下，成为过往云烟。
这种能够跨越时空界限、纵横古今中外广泛征引各类事例来进行论述的“技法”，实在是精妙绝伦。它不仅可以让人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当中洞察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而且还能引导人们从过往积累的丰富经验里面总结归纳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极具说服力的表达方式堪称一种强大的表述技巧。若要给它取一个生动形象的名称，或许有人会称之为旁征博引的“例证法”，又或者干脆直接叫做“古今中外”法。通过这种方法，作者成功地将复杂抽象的道理转化为具体可感、易于理解接受的实例，从而使得其观点更加深入人心，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3，“设靶论战”法。即有意识地设置“对立面”，把已有的或可能的错误观点及有害论调“标举”出来,作为自己主动出击的“靶子”，予以反驳批评,使文章呈现出生动、锋利的“论战”色彩。如《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就采用了这种论证“技法”,而且用得极为精彩:“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一气驳了七、八种错误“论调”,从“反面”堵缝补隙,使论敌无“机”可乘,大大加强了“正面”说理的力度。
议论文不善于论辩，不能进行主动的“出击”，便不易泼辣犀利。孟子就非常擅长论辩,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除旧布新，“势”使之然。所有的论说大家其实都极其“雄辩”。而在种种论辩艺术中，“设靶论战”法是其中常常采用的一种。“正喻互用”法。论述中常要用比喻论说中常常要用比喻。巧比妙喻是增强说理的“形象”色彩、使抽象道理化为具象感知的重要手段。词语的“比喻”比较单纯，篇章构思的“比喻”运用就带有写作“技法”的意义了。
4、“正喻互用”之法。所谓“正”，即直截了当地阐述道理；而“喻”则是以迂回婉转的方式通过比喻来传达深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多种微妙的差别和变化。就拿某些情况来说吧，有一种是“先喻后正”。想必大家对《战国策》中的那篇《邹忌讽齐王纳谏》都颇为熟悉，它便是这种手法的典型代表：文章开篇，作者以邹忌自身的经历设喻——邹忌分别询问妻、妾、客对于自己容貌与城北徐公孰美的看法，结果众人皆言邹忌美于徐公。然而当邹忌亲眼见到徐公之后，才发现自己远不如对方英俊潇洒。由此，他悟出一个道理：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诸如偏爱、畏惧或者有所求）而无法客观地评价事物。紧接着，邹忌便将这个生活中的小例子引申到治国理政之上，向齐威王进谏道：如今齐国地域辽阔，宫中妃嫔侍从没有不偏爱大王您的，朝廷大臣没有不害怕您的，全国上下之人也无不有求于您，如此一来，大王所受到的蒙蔽必然比他更为严重啊！这番劝谏言辞恳切且有理有据，使得齐威王欣然接受，并下令广开言路，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正是通过这种“先喻后正”的巧妙结合，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说理性和感染力，还让读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其中蕴含的智慧和哲理。
邹忌这个人不仅有“自知之明”,而且“肯动脑筋”,他由生活上的小事“联想”到了齐国的政治，以“先喻后正”的方法说谏齐王“纳谏”,取得了很好的说理效果。